瑞典女性主義政黨正在寫歷史
by 楊佳羚
「瑞典出現廢婚姻制政黨？」日前在台灣的朋友詢問我這個消息。早在去年（2004）12月，徐曼（Gurdrun Schyman）女士宣布退出瑞典左派黨時（V?nsterpartiet，就是以前的共產黨，然而當共產陣營紛紛垮台後，這個政黨也更名為「左派黨」），瑞典媒體就紛紛臆測是否她將成立一個「女性主義政黨」。今年四月，女性主義行動先鋒團（Feminist Initiative）舉行記者會，當時的我在瑞典第二大城哥特堡的女子公民高中進行博士論文的田野研究。那時學校的「女性主義研究班」還特地搬了電視到教室，師生聚精會神地看這場現場直播的記者會。第二天關於女性主義行動先鋒的報導，還成為女性主義研究班的小組討論主題。甚至學校還邀請了徐曼來座談，在之前各班就針對她的來訪提出討論問題，由兩位學生代表和徐曼與談，並開放學生提問。
由於台灣媒體長期缺乏國際新聞的深度報導，而且也總以美國英國的觀點為主，因此，這個在瑞典從去年就引起關注的大事，直到今年九月女性主義行動先鋒成立政黨，準備進軍明年的國會大選，台灣才出現「瑞典出現廢婚姻制政黨」的短短報導。
徐曼女士宣布退出左派黨，發出對於左派政黨的批評，這在瑞典婦運史上不是第一次出現。早在1976年，瑞典社民黨（Socialdemokraterna）的女性國會議員，就因為不滿社民黨一直不重視女性議題，而發動一場小小的「政變」──不經過黨團同意，就在國會提出「父親月」的訴求，以期改變親職分工，讓爸爸也得請親職假在家帶小孩。這個「政變」在當時沒有成功，一直到1995年才由右派的自由黨（Folkpartiet）確立「父親月」的制度。然而，這些女性國會議員的不滿，突顯了在左派陣營中常見的問題──究竟女性主義與馬克斯主義是不是一場「不愉快的婚姻」？女性總是在革命時被徵召，但何時女性議題才可以從「貓狗小事」浮上「國家大事」的檯面？
長久以來在瑞典執政的左派政黨社民黨，在1991年被右派政黨取代。許多女性不滿女性國會議員比例變低（當時女性國會議員雖然降低，但仍然有30%以上；2002年瑞典則有54%的女性國會議員），而有「長統襪支持會」（Support Stockings）的成立。這個組織在全國組成了120個支持團體，且它秘密及匿名的運作方式引起媒體極大的興趣，就像是「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一樣，這樣的女性團體彷彿無所不在，只有少數幾位如Maria-Pia Boethius等人出面發言。這個團體後來成功地讓女性國會議員比例提高到41%，女性閣員也佔了51%，而當時也沸沸揚揚地聲稱將有女性主義政黨的成立。當徐曼女士退黨時，Maria-Pia Boethius等幾位當時的倡議人士紛紛發言，十分看好徐曼成立新的女性主義政黨。
在四月的記者會上及後來女性主義行動先鋒的相關文宣都強調，她們已經厭倦等待現有的各個政黨為女性做些什麼事。雖然瑞典的政黨都聲稱自己是「女性主義政黨」，甚至那個常被批評的社民黨瑞典總理培松（Gorran Persson）也聲稱自己是女性主義者（雖然他總是說瑞典女人不生小孩，是不好的女人！），然而，女性議題總一再被延後，沒有被認真對待。因此，女性主義行動先鋒強調，她們將以女性主義的視野來分析所有政策，並將女性主義議題永遠保持在政治議程上的最優先順位。女性主義先鋒希望包含所有女人，但她們也清楚認知道女人因為經濟條件、階級、教育程度、出生國家、性取向、膚色、文化歸屬、價值觀的不同，而在不一樣的社會位置，對於女性主義議程也會有不一樣的定義與期待。但她們認為有一個相同的事實把不同的女人串連起來──亦即社會上的權力結構還是讓男人優於女人，女人還是會因為她的性別而遭受壓迫。
例如，女人還是受到性暴力的威脅、在健康醫療上得到較少的資源與照顧、男女薪資差距仍然存在（男性主導的行業平均薪資為20890克朗，折合台幣約88991元；但女人為主的行業薪資只有17300克朗，約台幣73,698元，男女薪資差了15,000多台幣）、女人比較難因為家暴或性傾向而取得瑞典政府庇護、性別不均的分工展現在83%的親職假由女人請領、兼職工作有79%是女人從事、無償工作有60% 是女人在做。因此，女性主義行動先鋒希望團結所有女人以及願意加盟的男性，來改變、對抗既有的父權體制。女性主義行動先鋒批評，瑞典的性別政策總是在不影響男人的情況下，期望女性的生活處境能改善，但事實上，女性受到壓迫，往往與男性享有特權息息相關。因此，要改變女性處境，男性也必須放棄既得利益才行。
但是，什麼樣的男人願意加盟女性主義行動先鋒呢？
女性主義行動先鋒對於男人的訴求是，如果他們不希望自己年老的母親總是得到比男人更差的健康照顧與醫療，如果他們不希望自己的妻女在職場或學校受到不公平對待，如果他們自己也不想要被迫成為男性刻板角色的樣子，他們都可以加盟女性主義行動先鋒，改變社會。
女性主義行動先鋒希望串連所有女人。在成立政黨之前，她們在各地開公聽會，希望能廣納不同意見。在9月 9日到11日的年會中所選出來的發言人與董事會成員裡，也包括了出生於土耳其、波利維亞、菲律賓、芬蘭等地方的女性，儘量含括幅員廣大的瑞典各城市。許多董事原先在地方政府的自治層級就十分積極參與，或是活躍於性別、移民、勞工等組織中。
而台灣新聞中所謂的「瑞典出現廢除婚姻制政黨」，則是太簡化的報導。一方面，報中把政黨名字譯為「女性優先」政黨，使原文中的女性主義觀點、積極行動的力量不見了。女性主義行動先鋒還常以「F！」做為她們的縮寫，她們把Feminist Initiatve的「i」反過來，成為一個驚嘆號，就是希望展現出她們的行動力量，讓人為之一振，使社會眼睛一亮。
另方面，女性主義行動先鋒在年會中提出對於既有婚姻制的批評。在瑞典，雖然同性異性伴侶都有同居權，異性伴侶也有結婚權，但是還是太窄化家庭的概念。我想起在「冬天的訪客」這部影片中，有兩個老女人總是一起參加朋友的喪禮，一起等公車、在喪禮開始前一起去吃下午茶，偷吃老人不被允許吃的高熱量蛋糕。當其中一位十分悲傷於朋友的過世，而且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在哀嘆自己來日無多時，她的朋友要她牢牢地牽住自己的手，彼此扶持地在冰天雪地中走下去。像這樣兩位老女人互相支持地生活著，但當其中一位過世時，另一位可能連探視她最後一面的權利都沒有，更別說到財產繼承權。
在瑞典，有些年輕人喜歡集體生活，成為非親緣的家庭。我在台灣也和幾位朋友常夢想，未來就住在一起，互相扶持，一起玩樂。但這樣的家庭卻不被既有的法律認可。因此，女性主義行動先鋒希望把既有的婚姻法及伴侶法（即同居法）變成「共同生活法」，使得家庭形式更多元。這不是「廢除婚姻制」，因為在新的法律中，想要選擇在教堂、清真寺結婚的人仍然可以做自己的選擇。這個新法只是讓「結婚」或「組成家庭」，可以有儀式或沒有儀式，可以是兩人或多人，不再是異性戀伴侶優先的遊戲規則，而是人人平等的自由選擇。
在去年（2004）底的民調中，有20%的人願意支持女性主義政黨。由於瑞典的選舉制是比例代表制，它有利於小黨及少數族群的生存。因為各政黨為了拉票，在呈現出來的候選人名單中，一定會放入不同族群、階級、性別……，以使自己看起來「多元」，得到各方的支持。而小黨得票率只要達到一定比例，就可以有代表進入國會。因此，女性主義行動先鋒的成立，勢必對於2006的大選造成影響。
現階段對於女性主義行動先鋒，還是有幾個挑戰與疑惑。第一是她們雖然希望跳脫政治上左、右的劃分，以女性主義議題拉出團結女人的軸線，但也有人擔心，她們會不會只是拉走左派選票，鷸蚌相爭的結果最後反而讓右派得利。面對這樣的問題，我們可以批評，每次只要女性要從左派出走時，總會出現「顧全大局」的勸說，如此一來，總是為了「鞏固左派」的目的，使女性議題一再被犧牲。然而，在瑞典政治形態中，意識型態是左是右還是十分清楚的，而當女性主義行動先鋒要端出更具體的政治議程與政治策略時，還是會面臨「是左是右」的問題。
其次，她們雖然認知到女人的不同，也強調某些女人不可以站在犧牲其它女人的基礎上來得到自己的解放。然而，女人的差異也會影響政治議程孰先孰後的決定。雖然她們強調互相傾聽與對話，但畢竟很難面面俱到。像在年會中，她們討論了新的共同生活法、親職保險、免費學前教育、男性對女性的暴力、軍事國防政策、六小時工時、兼職者的權益、單親媽媽處境、女性企業、同志及跨性別議題等，但還有更多問題待討論。
女性主義行動先鋒的網站文章（http://www.feministisktinitiativ.se/）寫道「我們正在寫歷史！」的確，這樣的女性主義政黨十分令人振奮。就像其中一位董事羅森伯女士（Tiina Rosenberg）在四月的記者會時所說的，我們希望從瑞典最北到最南，到全北歐，到歐洲甚至到全世界，都發揮女性主義的影響力。這樣的女性主義政黨在婦運史上絕對是重要的一頁。然而，當要選戰開跑時，有更多組織工作要面對。究竟，女性主義行動先鋒能否以不同其它政黨的運作方式，開出進軍國會的道路？當她們進入國會後，要如何在既有的政治結構落實女性主義理想？這些都是值得進一步觀察的。
（作者為瑞典隆德大學社會學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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