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的關鍵多數
by 楊婉瑩
首次舉辦「單一選區兩票制」的2008年第七屆立法委員選舉結果，除了人數少了一半之外，最令人感到驚嘆的，莫過於在新選制下，竟然產生了令人既熟悉又錯愕的舊時代的政黨格局，一個缺乏充分競爭的一個半政黨政治，不僅排除既有的小黨（新黨台聯），同時吞噬了新興政黨第三勢力的生機。這樣的結果，普遍被解讀為是對執政者的不信任投票，然而，對於既有藍綠對峙長期不滿的選民，則是再次看到社會多元意見的被消音。由整體的政黨政治發展來看，新選制下的新國會的代表性，不免令人擔慮。
另一方面，同樣令人意外的是，在一個缺乏多元代表的選舉結果中，女性當選立委的人數與比例卻創下歷史新高。選前，多數婦女團體擔心的是，在一個單一選區多數決制佔多數席次（七成）的選舉制度下，對於女性參政可能造成不利。選舉結果卻顯示，在113席總席次中，區域以及不分區女性各取得17 席，總共有34位女性立委當選，佔立委總數30%的席次，不僅在台灣婦女參政的歷史上是創紀錄，在世界各國的排行上，以國際議會聯盟(Inter- Parliamentary Union) 在2007年底統計的世界各國女性國會議員的比例排行來看，台灣也將首度擠入世界前20名(以去年底資料粗估排在第17名左右)。在一個全球化競爭衝擠世界排名的時代，女性參政比例的提高，無疑是台灣在世界上另一項漂亮的紀錄。
由多元代表性來看，台灣的新國會無疑是令人擔慮的；然而，由女性代表的比例來看，卻又是值得欣喜的。這樣的矛盾感受，顯示女性立委比例的提高不能單獨被看待，必須放在整個選舉的脈絡中來討論，我試著由幾個部份來解讀女立委比例的增加，在這次立院選舉中所透露出的矛盾關係：
- 女性參政的門檻仍在政黨
由女性提名與當選的情況來看，此次在單一選區的部份，兩大政黨提名女性的比例並不高，國民黨提名女性比例為18%，民進黨提名比例為15%。然而由兩大黨的提名當選結果可以發現，國民黨提名13位女性候選人結果11位上榜，女性候選人當選的比例高達八成五（國民黨男性提名當選率為81%）；民進黨則是提名11 位女性當選5 位，女性候選人的當選率也將近五成（民進黨男性提名當選率則只有13%）。
與過去選舉的經驗相似地，女性在整體提名比例雖然不高，但是當選的比例卻超過男性，再次印證了女性從政的障礙不在於一般選民的支持，而在政黨的守門人所設下的限制。在新制度以單一選區席次居多數的情況下，如同其他採取相似制度的國家經驗顯示，競爭將提前到黨內提名的階段，因此未來女性參選立委，最主要需要克服的門檻仍是在黨內的父權文化。
- 女性參政者的特殊性
由當選女性的特質來看，此次當選的女性立委，顯示出三高的現象：高連任率（在區域只有4位為新科立委，不分區只有3位）、高學經歷（碩士居多數且多有政治經歷）、以及高政治世家率（不少出身政治世家）。
高連任率其實代表著女性立委問政有很強的續航力，顯示出女性只要跨過第一關取得跨入政壇的機會後，其從政的表現很容易持續得到選民的肯定。
高政治世家的部分，特別明顯地是在區域新科女立委的部分，清一色都有家族政治背景，例如彰化縣第三選區鄭汝芬（兒子為彰化縣議員謝典霖）、雲林縣第一選區的張嘉郁（其父親為張榮味）、台南市第一選區的陳亭妃（父親為前市議員陳佳照）、以及高雄縣第四選區的江玲君（父親為前國大江吉源）。這三高的特色顯示，女性參政的實力與背景同樣重要，必須掌握不同於一般女性所擁有的資源與條件。
其中，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家族政治的條件，甚至可以使得女性參政跨越新選制的制度障礙，以及克服傳統文化的束縛(上述四位新科女立委都是來自於非都會區的中南部縣市)。家族政治的型態，不僅過去在台灣經常出現，在東南亞部分國家(如巴基斯坦、印度、菲律賓等)也有相似的模式，在這些性別關係相對傳統保守的國家中，女性得以出任重要領袖職位，多數依憑的乃是家族政治的奧援。
家族政治的背景，對於要進入男性居多數優勢的體制的女性而言，是一個跨越男性主流所設置的門檻很重要的政治資本，提供女性參政重要的反傳統社會化的資源。然而，同樣需要關注的是出身於政治世家的女性政治人物，是否將延續父系香火並沿襲既有的父權政治文化，抑或是能夠開創出屬於女性從政的新典範，更是值得關注的問題。
另外，由女性參政模式多樣化的角度來看，一般沒有世家背景的女性如何能在家族政治之外，培植個人的政治資源，開拓出不同的參政路徑，這個課題，民主化的台灣並沒有太大的進展。
- 缺乏多元的代表性困境
由女立委比例增加的整體意義來看，一方面代表著女性參政象徵性的進步，國會政治將不再是由男性壟斷的場域；然而另一方面，就實質女性參政的角度來看，仍充滿著不確定性。一則此次產生的新國會是個沒有充分政黨競爭的國會，未來婦團推法將更依賴單一政黨的善意，而在國民黨內部的父權文化沒有改善之前，推法修法仍將面臨諸多挑戰；二則具有婦女團體背景的女性代表人數並未增加，生理的女性人數的增加能否轉化成女性實質利益的被代表也不無疑問；三則許多性別的議題從來不是單獨的性別議題，同時牽涉了不同階級或族群的利益代表，例如外籍配偶與勞工的權益等，在此次選舉中多元社會分歧以及小黨被壓制的事實，將影響未來國會多元民主的運作發展。
婦女參政比例的提高，似乎是個令人既喜且憂的現象，我們當然期待當女性取得關鍵多數(critical mass)之後，可以由量變產生質變，改變國會惡質的傳統文化。但同時，國會多元代表性不足的困境，包括女性立委的背景的單一化不具普遍性，以及小政黨與各種社會力量代表的缺席，都是未來國會運作將面臨的考驗，也是我們需要共同思考，下一步的改革議程應如何推動多元代表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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