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不是機器人 照顧工作者也要休假 我們要求國家從「每週一日」的照顧公共化做起

by 婦女新知基金會 2010.03.07國際婦女節100週年前夕

高雄市發生了媳婦殺婆婆的家庭悲劇。行兇的媳婦坦承，長期照顧臥病在床的婆婆，壓力很大，於是用枕頭和膠帶將婆婆悶死。犯案後幾小時，受不了良心譴責，自己到警局自首投案。（2009年2月11日 華視新聞 高雄市記者王美雅、邱顯雄報導 不堪長期照護 媳婦殺死婆婆）

媳婦殺死婆婆，再次凸顯照顧者壓力沈重。國外研究顯示，家庭照顧者身心承擔壓力，近九成罹患慢性神經衰弱；國內一項針對中風病患照顧者的研究也發現，六成五照顧者有憂鬱傾向。（2009年2月12日 聯合報╱記者劉惠敏、林秀美、賈寶楠、吳佩玲╱連線報導 媳悶死婆婆》近9成照顧者　慢性神經衰弱）

天主教越南外勞配偶辦公室的阮文雄神父表示，曾有一位外籍看護阿梅來台2年，除了沒有休假外，薪水亦被雇主扣押。某天精神崩潰後持刀砍死雇主，隨後跳樓自殺不成而雙腿癱瘓。「他們的工作狀況是現代的奴隸」阮文雄說。（2008年7月16日 苦勞網 特約記者徐沛然報導 《家事服務法》公聽會，照護公共化是共識底線？）

今年恰逢國際婦女節100週年。1909年3月8日美國芝加哥女工遊行示威，長時間日夜工作的她們，要求實行8小時工作制。隔年德國社會主義者克拉拉‧蔡特金，提議將3月8日訂為國際勞動婦女節。

一百年前，女人為了工作權走上街頭。一百年後，女性的工作權仍處處受限，甚至因沈重的照顧負擔及國家的卸責，而被迫成為24小時全年無休的機器人。我們看到目前照顧重度失能者的人大多是女性，從街頭巷尾推著輪椅的外籍看護，到媽媽、妻子、媳婦、女兒等家庭照顧者。照顧不等於女人的工作，但現實中照顧工作卻幾乎都丟給女性。當我們享受週休二日的假期時，她們長期身心疲憊的困境又有誰看到？

照顧丟給女性 24小時待命 全年無休

照顧工作早已「女性化」，依據內政部2006年「身心障礙者生活需求調查」結果顯示，身心障礙者的主要照顧者以女性居多，女性比例佔照顧者總人數的78.91％。其中，輕度身心障礙者的主要照顧者為女性的比例占75.31％，中度為77.01％，重度為81.57％，極重度的女性照顧者比例高達82.20％，顯示照顧負荷愈大，由女性擔任主要照顧者的比例愈高。

而這些女性照顧者，無論是有酬的外籍看護，或是無酬的家庭照顧者，都肇因於台灣政府始終未建構公共化的照顧服務體系，迫使她們難以休息。前述調查顯示，身心障礙者的主要照顧者，每日的照顧時間平均高達14.02小時，扣除睡覺吃飯等必要時間外，等於是毫無自己的喘息時間。

我們先來看外籍看護的情況，2009年外籍看護已佔台灣長期照顧需求人數的52％（註 ），截至2009年12月底，聘僱外籍看護的台灣家庭超過17萬戶之多，長期以來台灣的照顧模式大幅依賴外籍看護，已成公認的現實趨勢。然而，無論是本國籍或外國籍的看護及家事服務人員，在台灣都不適用勞基法，即使她們解決了台灣社會缺乏照顧福利的燃眉之急、做出了重大勞動貢獻，仍無法享有休假福利和其他勞動權益的法制化保障。

照顧勞動權益應法制化 休假是基本人權

聘僱外籍看護的申請條件，須經醫師開具「需要24小時照顧」證明，亦即她們所照顧的人是被評估為嚴重失能。但現今政策並不開放這17萬外籍看護的家庭申請喘息服務，使她們無法享有休息時間的制度性保障。根據2008年勞委會職訓局的「外籍勞工運用及管理調查報告」，外籍看護每日的工作時數平均為13.1小時，例假日「都不放假」的比例竟高達54％，這可說是女性勞動人權百年來的大倒退。

換言之，國家缺乏對家事類勞工的法制保障，導致我們的長期照顧政策，形同建構在「剝削跨國照顧勞動者人權」的基礎上，而且縱容其繼續惡化。其政策涵意的白話版就是「讓外勞24小時待命、全年無休照顧吧，雇主要不要讓她們休息，是雇主的事情，不關政府的事情」。

然而，台灣早已從農業時代的大家庭，轉型為工商社會的多元家庭模式，雇主們也各有其無法讓外籍看護休息的理由，有些人單親、單身、沒有家屬可以分擔照顧，有些人經濟弱勢，拿身心障礙補助津貼來聘外籍看護就已經捉襟見肘，無力再多聘休假日的居家看護服務員。

因此，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及其他移工團體，早在2003年就提出《家事服務法》草案，其中最主要的訴求，就是要求看護和家事服務人員至少能有休假的權利。TIWA理事長顧玉玲強調，照顧工作沒有任何勞動法令和管理機制，「家庭照顧公共化」與「勞動條件法制化」缺一不可，人道的長照體系不能在勞動現場的管理上維持私密化。

TIWA指出，台灣的照顧工作丟給廉價的移工已有18年了，勞委會向雇主附帶徵收的「就業安定基金」，自1994年至今，每年都有50億以上收入。如果以就業安定基金來雇用本國籍照顧服務員，在外籍看護休假時工作，既可創造本地勞工就業機會，又可讓外籍看護有基本休息時間。這些錢，取之於聘外勞的雇主，用之於這些雇主的需求，自然合理。

國家卸責 照顧者也要有公民權

再來看家庭照顧者的情況，目前需要長期照護的民眾，在安養機構的約三萬人，聘外籍看護的家庭約十七萬人，在家中由親人照顧的約有四十萬人以上，照顧親人平均約十年。殘障聯盟秘書長王幼玲，以受照顧者的照顧品質之角度，以及自己作為自閉症孩子的媽媽來看，雖然政府開放家屬申請喘息服務，但即使是「極重度失能」最嚴重的等級，在現行「殘補式」政策下，最多也只能申請到一年14天的喘息服務。現階段政府正在規劃增加喘息服務至一年21天，但對家屬而言實在太少。對照普遍的週休二日制度，難道照顧家人就不是一種勞動？不該得到應有的休息？許多女性家屬在傳統性別文化要求她們付出愛心的壓力下咬牙硬撐，難道政府要眼睜睜看類似媳婦悶死癱瘓婆婆的案例一再發生？

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理事長王增勇提醒政府，照顧者也需要公民權。王增勇教授以親身經驗切入來談，如果當初他母親照顧他姊姊的那十年，如果政府有提供週休一日的喘息服務，讓他母親得到多一些休息的話，或許他母親就不會走得這麼早。

有過照顧經驗的人都知道，這種勞動在身心上都非常辛苦。照顧中風妻子已有十年經驗的陳志賢先生現身說法，他目前有聘外籍看護，主動給她每週一日的休假，假日則由陳先生和兩個女兒輪流看護。他強調，有身心健康的照顧者，才會有好的照顧品質。

綜合來看，照顧重度失能者的人，無論是外籍看護或家庭照顧者，都是長時間處於照顧勞動的狀態。但政府提供他們休息時間的服務卻少得可憐，甚至完全沒有。所以，對於這兩種最辛苦的照顧者，我們要求國家提供週休一日、一年52天的喘息服務，這只是勞動人權上很基本的要求而已。

除了勞動人權的面向，以台灣長期照顧的龐大需求來看，政府也必須加快建構照顧福利體系的腳步。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理事許嘉恬表示，他們及所連結的數十個婦女團體都共同支持，政府應儘速建立普及式、全人式的照顧服務體系，亦即政府應提供全民從搖籃到墳墓各項老幼殘病的福利服務。目前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的已有100萬人以上，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已占全國總人口數10.60%，人數直逼244萬人。即使是依經建會2009年王雲東、鄭清霞研究報告的保守推估，2008年台灣失能及失智的人口約為40萬人，隨著人口高齡化的趨勢，失能人口將大幅增加，二十年後，推估2031年將成長為約90萬人。

然而，馬英九政府承諾開辦的長期照護保險，實施之日何時才會到來？長期照護保險又是否會重視照顧工作者（外籍看護或本國籍服務員、家屬）的勞動權益和支持服務的各項需求？如果連我們所要求的喘息服務，政府還要繼續宣稱做不到的話，政府要如何說服人民，我們交了保費後能夠享有什麼「服務」？

公共化的照顧服務 先從「週休一日」的喘息服務做起

過去政府一直以預算不足為藉口，漠視民間要求「照顧公共化服務」及移工團體爭取休假人權的呼聲，但是當國家願意花2000億買美國軍火、大玩武器競賽的過時遊戲，卻不肯承擔照顧公共化的政策責任、不願意將預算優先配置於提供服務、支援民眾的需求時，政府把照顧重擔丟給不同國的女人、不同世代的女人，其後果就是讓女人繼續與女人為敵，讓老年女性與中生代女性為敵（媽媽需要替手的時候，多半是女兒或媳婦上場），讓女性家屬（雇主）與24小時服務的女性看護（勞工）為敵，讓女人之間無法疼惜彼此、感謝彼此，反而「相煎太急」！當照顧工作仍強調個人的「愛心」，其實是壓迫女性、要求女性自我犧牲的藉口。這使我們難以用慶賀的心情來看待國際婦女節一百週年。

台灣社區照顧協會理事長劉毓秀，對於「照顧是愛的勞務」有新的婦運闡釋。她強調，台灣現在已成為全世界「少子女化」最嚴重的國家，我們已經快生不出小孩、快無法照顧老人了，國家應介入照顧，照顧確實必須是「愛的勞務」、而非營利，而不應任由照顧走向商品化，才對女性有利，也才對台灣社會整體有利。

婦女新知基金會常務監事黃長玲也說明，照顧作為「愛的勞務」，如果國家不介入、如果社會不團結資源投入，那就是常見的要求個別的女性用「小我的愛心」來犧牲。我們現在要求的是政府用「大我的愛」、用「社會整體的大愛」，結合社會資源來解決這麼眾多的民眾需求。如果政府在照顧政策上繼續只沿用商品化的思維、殘補式的作法，最不利的就是女性，也不利於照顧工作者與受照顧者雙方。

所以，我們在這次記者會中，邀請到移工團體、家庭照顧者、照顧服務提供團體、身心障礙團體、婦女團體等長期關心照顧議題的各界代表，共同提出沈痛的呼籲，要求政府應重視照顧工作者的勞動人權，提供「照顧公共化」服務，至少先從「週休一日的喘息服務」做起，以此先導性計畫作為長期照顧體系的基礎。如果未來國家聘用本國籍的照顧服務員，來提供這每週一日、一年52天的喘息服務，將可創造本國勞工大量的就業機會，又可培養更多照顧人力、循序漸進建置完整的照顧福利體系。我們在此共同要求國家負起苦民所苦的責任、把照顧服務和勞動人權當作施政優先，送給台灣女性真正的婦女節100週年大禮！

註：陳惠姿、張振成、廖玲玲（2009）。「外籍看護工雇用及管理模式」委託研究報告。勞委會職訓局。

「週休一日」喘息服務政策Q&A

1. 財務上政府負擔不起？

A. 台灣馬上要開辦長照保險了，如果「週休一日」是人民共同想要的長期照顧服務方式，政府就應該按照這樣的規格去精算保費，規劃財源，而不是一切以沒錢來推託不做。

2. 沒有那麼多本國籍照顧服務員，足以提供17萬外籍看護週休一日？

A: 過去是因為工作機會沒有那麼多，所以職業訓練的腳步不敢太快，因為台灣的人力市場上已經有近5萬名閒置的照顧服務人力。一旦人民知道政府要開辦這個服務，知道受訓後能夠在政府的『長期照顧政策』下工作，肯定會有大批中高齡失業者馬上來報名職訓。

3. 台灣人不會願意做「照顧服務員」，替人把屎把尿？

1. 失業率這麼高，只要是「政府開辦的工作」，哪個不是人人搶？人民現在對職業的想法是「不管黑貓白貓，會捉老鼠的就是好貓」。工作也一樣，中高齡的失業者現在對工作的態度是，工作叫什麼名字不重要，鈔票入袋最實在。孩子也都能體諒父母，知道能夠提供三餐、付清房租、水電費、學雜費的父母，就是不簡單的父母。

2. 台灣從2002年政府推動普及式居家照顧服務開始，迄今已有近5萬多人受過「照顧服務員」的訓練。事實上，從921地震後災區重建幾個社區照顧計畫開辦的經驗，以及2002年台灣史上第一次失業率破5趴，政府馬上推出「照顧服務方案」，報名職訓的人數從此直線上升。兩次經驗都得到證明，台灣人不會不願意做照顧服務工作。之所以現在只有4千人在線上從事照顧服務工作，實在是因為使用政府的居家服務的人，全國也才2萬多人，供給不了多少就業機會。因此照顧服務員人力閒置是因為僧多粥少，不是就業意願問題。一旦粥多了，僧也會多。

4.「週休一日」喘息服務是目前聘僱外籍看護的家庭想要的喘息服務方式嗎？

A. 我們的確不知道目前聘僱外籍看護的家庭想要什麼樣的喘息服務，因為目前沒有這樣的調查。但是我們不只應該去了解這些家庭，更應該去了解「未來」的長照服務使用者，尤其是即將要開始負擔長照保險費的年輕人。問問看她們覺得當自己成為「照顧者」或是自己發生失能情況時，你希望你自己或是照顧你的人「全年無休」，還是有「週休一日」的喘息服務？

5. 聘僱「外籍看護」的家庭不可能接受「本國勞工」去做喘息服務？

A: 一旦「週休一日」喘息服務成為國家政策，提供服務就是政府的責任，但是要不要使用服務，是個別「照顧者」的權利。不管是家庭照顧者或是外籍看護，都可以選擇放棄這個權利（放棄政府提供的喘息服務），而自行安排「其他家屬」或其他人選來完成「讓照顧者喘息」的目的。不過，由於這是一項人民的權利，國家當然也必須有一套機制來保障想要行使權利的人可以充分行使她的權利，所以國家必須對照顧工作者的雇主盡到監督的責任，監督雇主確實做到讓照顧工作者周休一天的規定。

6. 台北市的照顧工作者人工貴、人力少，但是台北市是聘僱外籍看護家庭最多的地方。怎樣公平地滿足台北市這些家庭的喘息需求？

A. 台北市的確是一個最不好找到照顧人力的地方，因此建議將台北作為最後一個政策實驗的地點。最有可能成功的政策試驗點是台北縣以及南部的都會地區，因為這些地區的中高齡失業、尋職人口眾多，工作機會少，但是聘僱外籍看護的家庭不算少。因此先找這兩種地區試辦「週休一日」的喘息服務，成功率必定很高，可以一邊做一邊修正，從經驗中整理出必要的政策修改，並爭取時間解決台北市的人力不足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