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警告逃妻到警告外籍配偶

by 陳逸

「警告逃妻曾春，身分證號彰林復口字0225號，民國30年3月11日生，妳帶小兒黃振財四歲離家，潛逃四處尋訪無影，家中兩小兒日夜哭鬧、思念媽媽，盼倦鳥知返團圓或解決已往不究，如有策謀隱藏之人依法追訴，夫黃永枝（如下圖）」。

1970年的聯合報報紙上刊登這樣一則警告逃妻啟事，聳動的「警告逃妻」四個字、配以照片中人物的姓名和清晰可見的相片，總可以在紛雜無序的徵文啟事中一眼辨識。細看啟事內容，逃妻一如逃兵、逃犯，不僅公開照片、姓名，更加上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以示警告，一則勸戒妻子意味濃厚，另一則冀望周遭人士如有知悉得以通報，追緝逃妻。

如果以現今的角度來檢視，並無法理解為何需要登載警告逃妻的尋人啟事。這類的啟事採取了上對下的口吻，呈現的性別權力關係猶如妻子是丈夫所有權的一部分；用字遣詞是字字控訴、句句責備，把昔日的枕邊人當作逃犯。然而，在1960、70年代警告逃妻的廣告刊登是習以為常、見怪不怪的事情，經常翻開報紙廣告分類欄常見長排的警告逃妻啟事（註一），甚至在我的統計當中，1975年報紙刊登數量統計，平均一天仍達3篇之多，可見此廣告類型在當時的普遍。

警告逃妻的作用

在報紙上如果要找警告逃妻的廣告，不是在尋人啟事欄當中，就是在夾雜身分證登報作廢、學生證掛失等小啟啟事中發現它的存在，也就是說，刊登警告逃妻可能具有某個程度的法律意涵，需要登報以示證明。其實，張貼警告逃妻的啟事是丈夫預備打離婚訴訟的前哨站，警告逃妻的刊登在離婚訴訟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根據最高法院之判例，「惡意」遺棄的構成必須符合兩個條件：一方面必須符合不履行同居義務之客觀條件，一方面也要有拒絕同居的主觀情事（註二）。而警告逃妻的啟事除了說明妻子未歸夫家的事實外，更是在丈夫登報請求返家後不願歸返的最佳證據，符合離家的客觀事實和不願返家的主觀條件。但是，上述情況卻因為從夫居等父權法條，讓惡意遺棄條款儼然成為丈夫休妻的幫兇。

除了法律意涵之外，另一個更重要的是社會意義。以1952年的兩則刊登啟事來看，這兩則是丈夫刊登在民聲日報上警告妻子，過六天後妻子則是刊登在聯合報反駁丈夫的啟事。丈夫以「警告妻許秋雪緊急啟示」為標題，寫到：

「受騙結夫妻後，始知爾意並無同心一體、創造美滿新家庭之志，擅離主婦責任，單獨自行常往外出不歸數次，全無夫妻之情，爾汝佛面獸心、忘情背德，此次自二月九日自行外出至今已二十餘天未歸，限登報日起一星期內自新歸家，否則視為願意脫離夫妻之緣，在外自行事端一切絕無承認，嗣後男婚女嫁自由無關，隨此恐社會人士不明真相特此聲明。警告人林明照啟（註三）。」 （如圖2）

丈夫在刊登啟事上不僅以「忘情背德」、「佛面獸心」指責妻子擅自離家數次未歸，絲毫不顧念舊情，更言明如未於一周內返家，即脫離夫妻關係。在相隔六天後，妻子在聯合報上張貼反駁啟事，大力駁斥丈夫刊登啟事的不實指控，她寫到：

「頃閱民生日報三月八日第三版林明照警告妻許秋雪緊急啟示一則，容與事實不符，恐社會人士不明真相，特予駁斥如下：查秋雪於去年十二月憑媒嫁林明照為妻，常時秋雪乃在某機關服務，言約准予秋雪繼續服務。熟料婚後竟不覆行上項諾言，又將秋雪禁在家中不許外出，並強迫秋雪能力所不及之勞務，迨於二月九日秋雪身體不支此種勞動，經商明照同意，放返娘家。今反而偽造事實，自斷夫妻恩情，並聲明男婚女嫁自由等，試問良心何在。秋雪決不能同意此種要求，如欲離婚即邀媒人出面與家父洽商，否則即履行婚前諾言重歸於好，此啟 許秋雪啟（註四）。」 （如圖3）

妻子啟事內寫明並非如丈夫所言擅自離家，而是丈夫不信守婚前承諾、將其軟禁家中，更加諸繁重的家務勞動，在身體不堪負荷之下徵得丈夫同意、歸返娘家。殊不知丈夫竟惡人先告狀、擅自刊登啟事，欲與其脫離關係。

在妻子回覆中，得以一窺「警告逃妻」中未言說的妻子心聲。更為重要的是，這兩則啟事將家中的「私事」搬上報紙的「公開」場域討論，看似衝突的將自家的私密情感曝露於公眾之中，毫無家醜外揚的顧慮。這也導引出警告逃妻重要的一層意義，是訴諸於公共輿論的壓力，透過將家務事公諸於世，希望街坊鄰里、親朋好友評判是非、施加壓力。

警告逃妻到警告外籍配偶

警告逃妻廣告刊登的數量，在1975年達到高峰，而後一路遞減，至2000年剩下一年不到20則的數量。而在21世紀初，自詡為性別平等的時代，「警告逃妻」的消逝被解讀為趨近於性別平等的表徵，談論「警告逃妻」似乎顯得有點落伍，因為這是上個世代的父權遺毒。

然而，被忽略的是，2000年後的警告逃妻是轉移到警告「外籍配偶」身上，雖然2000年後的警告逃妻廣告刊登趨近於無，但是在少數量則數中卻有愈來愈多刊登對象是警告外籍配偶。如圖4的警告啟事，是2005年刊登在聯合報上的警告逃妻啟事，內容提到：「聲明啟事　吾妻某某某，重慶市人，於94年7月30日入境台灣後即行蹤不明，持有工作證，其在外期間一切行為本人概不負責，如有收留或協助藏匿者，當依法究辦，特此聲明，聲明人：某某某（註五）」 內容提到其妻為重慶市人，即為陸配被刊登的警告逃妻例證。就我的研究統計，2000年後的警告逃妻，除了有越南籍、印尼籍、泰國籍、柬埔寨籍的配偶之外，最大宗的是中國配偶，占新移民中被刊登警告逃妻的一半左右。新移民所遭遇到的司法體制不平等、性別不平等、族群不平等種種因素，更加深其身為弱勢者的處境。一如台灣早期警告逃妻的翻版，男強女弱的性別關係、司法體制中的父權意識型態並沒有消逝，而是轉嫁到相對弱勢者身上。

註一：參考自聯合報(1966/1/14)〈薇薇夫人專欄，站定腳跟〉，7；聯合報(1970/4/26)〈逃妻〉，8。
註二：參考自詹文凱(1987)《結婚與離婚》，頁102。台北：書泉。
註三：引自民聲日報(1952/3/8)，3。
註四：引自聯合報(1952/3/14)，2。
註五：2005年之警告逃妻為近期刊登之內容，為避免洩漏個資，部分資料予以隱匿。姓名部分以某某某代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