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再責備媽媽

by 張明慧

多年前的我，立志從孩子的觀點出發，協助孩子的發展。為了讓孩子的問題行為得到矯治，仔細的跟案主媽媽討論如何做才能讓孩子得到適當的發展，而孩子的狀況也在媽媽的轉變下有了好轉。對於孩子的轉變，大家都非常高興，而我並未察覺自己在複製一套社會主流價值觀，對於媽媽做了壓迫性的要求。這樣的情況隨著孩子的表現起起伏伏，我對媽媽開始有一些質疑，覺得她並沒有認真的去執行我們所討論的事，讓孩子的進步斷斷續續。當時我以「好媽媽」的價值觀，認為好好照顧孩子是媽媽該做的事，繼續要求著媽媽努力改變家庭中的生活方式。

母職的無力與痛苦

有一天，小各媽媽的情緒爆發了，幾個小時間訴說著她的無力與痛苦，我感到震撼而內疚，讓我不得不去面對問題，過去的我只知抱怨：「這些家長到底在做些什麼？他們難道不知道父母對孩子多麼重要？發展的過程中若不趕快修正，以後長大就來不及了！」雖然知道父母很辛苦，但是每當遇到孩子的進展有瓶頸時，我卻忍不住心中浮上這些想法，覺得這些媽媽搞不清楚狀況，太不認真當媽媽了。但是這次的經驗開啟了我的另一階段的人生，她的字字血淚，讓我不得不看清楚，作為一個以孩子的觀點出發的輔導者，從她身上看到身為一個女性肩負著母親的責任，在家庭中如何被壓抑，以及深深的無力感；她非常認真的想要作個「好媽媽」，不是不願意去努力，而是現實的環境不允許。

我開始跳脫原來的思考模式，進一步思考孩子的問題與母親的角色，作為一個母親對女性來說，是不是一種限制？在家庭中，女性無法突破家庭中的困境，而成為一個我眼中「不盡責」的媽媽，如果是家庭帶來的困境造成媽媽的無能為力，誰該為孩子的問題負責呢？一直到我與一群新移民女性接觸，我才漸漸有了答案。

第一次跟所謂的「外籍新娘」接觸，是到永和社區大學所開設的「中文班」去觀摩實施的狀況，由於學員們分組上課，我就跟著一組學員開始上課了。當然我對於他們敢離鄉背井來到一個陌生的國度感到好奇，不過我對他們的印象僅限於在課堂上認真學習的樣子。

貢獻子宮的外配

隨著新移民女性的人數增加，引起各界的重視，相關的報導及數據都在擔心這個現象，這個現象並非不需要重視，而不應該以憂心忡忡的態度看「外籍新娘」的議題，也不應用解決問題的想法來制定政策和擬定實施方向。不可諱言的，新移民女性身上背負著「傳宗接代」的任務，根據統計台灣的出生率逐年下降的同時，新移民女性生產的比例逐年增加，因為她們對於自己的身體沒有主權，來到台灣必須貢獻她們的子宮，為家庭生產下一代，因為生不出來而離婚的案例時有所聞，只是台灣媒體未報導而已。不論是媒體或是學界都瀰漫了一種「外籍新娘」帶來的危機。

關於「外籍新娘」的報導，從91年開始，報導的主題從「外籍新娘」、「娶外籍新娘的先生」逐漸轉移到她們的下一代身上，關於「新台灣之子」發展遲緩的報導出現，大量關注「外籍新娘之子」的報導出現在新聞媒體、網路新聞及報導、雜誌、及期刊論文中，外籍新娘的孩子與發展遲緩？檢視平面媒體，有關外籍新娘及「新台灣之子」發展遲緩的報導，以「不懂中文」「語言溝通、文化、經濟、生育、教育和價值觀不同」為理由，用了一些調查數據說明容易造成兒童發展遲緩及無法教養的問題。

我開始了解，在與這些東南亞姐妹們一起工作時看到的一些困境，其實不是我的，也不是特定的姊妹的，更不是熱心的志工媽媽，而是我們處於一種集體的困境。在社會制度之下的女性，有著普遍的困境，包括作為母親的焦慮、女性的社會壓力，姊妹們承受著因為語言所帶來的許多困境及無法反駁的窘境，再加上媒體推波助瀾的報導，常常是讓他們陷入了雪上加霜的困境。當報紙報導「外籍新娘孩子發展遲緩多」時，曾有一位姊妹拿著孩子的照片問我說：「你看看，我的孩子這麼可愛，那麼聰明，他們為什麼說我們的孩子發展有問題？」而社會的歧視呈現在大家接受、甚至認同這種不公平的報導時，展露無疑。

社會制度建立爸媽均分育兒角色

今日台灣社會已婚女性儘管因教育程度、兩性平權意識和就業率增加，能更廣泛地參與公領域生活，且在法律上也獲得一些形式上的平等，為其在家庭地位的提昇提供有利因子，因此男性參與家務育兒工作有增加的情形，產生所謂的新好男人。然而，男性參與的程度仍遠低於女性，純粹只是幫忙性質。

大部分的女性因為生育而有了「母親」的角色地位，工業化之後，為了將教育、養育孩子的經費轉移到年輕的勞動人口，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刺激經濟發展，於是人口政策影響了家庭計畫，孩子的數量維持在兩個，當時台灣推展家庭計畫所呼出的口號「一個孩子不嫌少，兩個孩子恰恰好」，於是我們從「多子多孫多福氣」的農村需要大量勞動力的生育方式，轉變為「一個孩子不嫌少，兩個孩子恰恰好」的工商業社會，需要母親投入更多精力的照護方式，將國家需要的人才交由母親來培育。國家將自己的需求交由「母親」承擔其責任，而未負起國家對於兒童應有的照顧及教育責任，目前兒童的照護責任在家庭，家庭中負責照顧工作的是女性，於是女性獨自承擔了主要照顧者的教養責任，也承擔了國家未來人口素質的重責大任，卻被孤立於社會之外，未從國家獲得經濟上、制度上的協助，只能獲得問題取向的殘補式福利服務，當社會發展到一個人的薪資無法負擔家庭時，女性成為必要的勞動力，走出家庭進入社會，解除了被社會阻絕在外的孤立感，家庭中的照顧責任歸於女性身上同樣的在「母職」工作上還是被排拒在社會之外。

我們唯有透過打破僵硬的性別刻板分工，在日常生活中實現讓女人走出廚房，男人分擔育兒、作家事的社會價值，同時透過制度的力量，使家庭照顧不單是女性的責任，也是國家的責任，方是落實性別正義的作法，政府在政策制訂過程中，應扭轉女性角色於社會安排下的弱勢地位，減輕婦女擔負家庭照顧者的身心負荷，及因為從事無償家務勞動，無法外出工作，成為經濟依賴者的「女性貧窮化」經濟困境。

（作者為台灣兒童發展協會理事長、南洋台灣姊妹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