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給性騷擾受害者一個掌聲

by 姚淑文

性騷擾防治法實施已經一週年了（編註：2007年2月5日滿週年），猶記法案開始實施時，全國媒體沸沸騰騰討論著這部「破壞性別關係」的法案。有人認為，一旦這法案實施後，以後男女之間的說話距離，必須超過一公尺以上，不得有任何碰觸行為；說話時需經過女生同意才得以開口；而且以後「性騷擾」會成為新的桃色陷阱，所有男性要小心喔！這些話不斷被以戲謔性質傳布時，當下令人感到遺憾，原來臺灣對人權的尊重，是這麼短視、這麼曖昧不清。其實性拒絕性騷擾的議題，在國內外都是超過十數年的光景，只是歐美地區早將性騷擾防治當作人權的基本尊重，但在國內一部顯示「人權」的法案，卻成為部分人士用來調侃、戲謔的遊戲規則。

法案尚未通過時，許多性騷擾被害人在自己的生活場域內、對抗著這些「性別歧視」、「性騷擾」的不合理人、事、物時，他們常常深感無奈、痛惡、不被同理支持，甚至原來同樣身為受害者的一群，亦為了經濟及各種考量，放棄擔任證人的最後正義。最後，性騷擾被害人就成為「對抗性騷擾體制」的烈士一般。縱使抗戰終結，甚至無法獲得眾人的掌聲，因為他成為一個「不合群」、「破壞體制」的討厭人物。

當社會上對性騷擾問題，不論帶著有色眼光戲稱，或以歧視態度對被害人戲謔時，都讓人深感社會建構下的「性騷擾迷思」是這樣深根，而無法拔除。或許，這社會上要真正達到性別尊重的目標，必須經過再教育的歷程。因此，我們也期待性騷擾防治法的通過，能夠帶來教育的目的。否則這社會上再多的性騷擾防治的烈士出現，依然改變不了這強悍的父權體制。

以下，針對性騷擾相關迷思，提出討論：

誤解一：都是受害人的問題，才會遭致性騷擾。
正解：在下列三種情形中，有任何一種或一種以上之情形者，很不容易得到他人的支持：

1. 若受害人的行事作風有爭議，或其人際關係不良，相關人等就很容易推論受害人造謠生事。
2. 若加害人符合一般「好人」的刻板形象，相關人等也很容易主觀認定沒有性騷擾的發生。
3. 若加害人與被害人有某種程度的關係，相關人等也很容易推論可能是因為關係生變，導致捏造性騷擾的報復手段。

其實遭受性騷擾就是性騷擾，不能因受害者行事作風有爭議或處理人際關係能力不佳，就模糊性騷擾的焦點，也不能因加害者「外表」看不出有騷擾別人的跡象，就主觀認定沒有性騷擾事件的存在，更不能因兩造雙方彼此有某種程度的關係，而否定性騷擾的可能。換句話說，不能因對可能的受害人、加害人及兩造雙方的關係做未審先判的主觀認定，而影響後續處理的公平、公正性。

誤解二：性騷擾受害者找不到證據，就表示沒有性騷擾的發生。
正解：事實上性騷擾的舉證，非常困難，性騷擾常是發生在非常隱密的地方，人證、物證都非常罕有，提不出直接證據本是常態，然而提不出證據，常使處理性騷擾的相關人等，主觀就認定沒有性騷擾事件發生，甚至認定，提出性騷擾事件控訴的人造謠生事。其實找不到性騷擾的證據並不能證明性騷擾沒有發生，充其量只能說不知性騷擾事件是否發生。換句話說，可能發生也可能沒有發生，因此若沒有證據就判定絕對沒有發生，這種錯誤的推論，容易讓原本提出性騷擾告訴且又提不出直接證據的人，陷於誣告當中。

誤解三：若受害者接二連三遭到騷擾，受害者一定是自己願意。
正解：受害者接二連三遭到騷擾，這種任憑性騷擾事件發生，卻又無力制止的狀況，常是在一種權力關係不均等的狀態當中，而受騷擾者常是權力較弱的一方，由於長期習慣臣服於權力擁有者或權威，受害者在極度的擔心恐懼下，就很難呈現行為上的具體抗拒，這種心裡上的脅迫，卻又在行為上欠缺具體抗拒的連續型被騷擾者，容易被誤以為自願被騷擾，因此在處理性騷擾事件的重點，應從兩造雙方的權力關係，是否有一方是明顯的弱勢，平常彼此互動的情形，是否有一方常拿自己的權力，控制另外一方；此外自認為受騷擾的一方，是否有過度的心理反應，諸如擔心、害怕、無助等，或者有「被騷擾症候群」的現象，這些蛛絲馬跡均可協助調查者發現更多的真實。

誤解四：性騷擾被害者若向外求援，就是罪大惡極，是一個告外狀的麻煩製造者。
正解：若是性騷擾受害者在組織內遭致性騷擾，此受害者若不尋組織內系統揭露此事，或在組織內揭露後，無法得到公平的處遇，而向外求援時，容易被貼上告外狀的麻煩製造者標籤，使其深陷在非常不利的情境當中，並得不到大家的支持。事實上組織內本就具有相當的向心力，再加上對性騷擾的本質認識不清，就容易有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心態，並容易模糊性騷擾事件且責難受害者，此本組織內常態，因此若要調查處理性騷擾事件，最好藉由外界的專家團，以真正能揭露性騷擾事件的真相。

誤解五：性騷擾是羞恥的行為，其涉及的相關人與組織等的名譽都會受到污損。
正解：性騷擾事件發生後，在實務上，容易有性騷擾被害漩渦反應，也就是與被害人有關係的相關人等，均會因性騷擾事件而覺得顏面無光，而這種羞恥的情緒，常會阻隢進一步協助被害人的行動。事實上只有性騷擾的加害者才應該覺得羞恥，因為只有加害者做了不對的事情，其他的人均是受波及者或是受害者，不需有過度的自責，也不需自我污蔑，以免有過度的負面情緒轉嫁給受害者。

（作者為現代婦女基金會副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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