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憤怒青年到快樂中年

by 曾昭媛

這幾年的生日許願，我常不知還有什麼願望可許，因為覺得生活中幾乎所有事都讓我快樂滿足，尤其是可以做自己喜歡做的婦運工作，整天批評政府還有薪水可拿；如果推動修法或影響政策有了具體成果，真的可以造福婦女權益、邁向性別平等時，雖然無人知曉，媒體不太報導、大眾不太清楚有哪些改變，但我心中的爽快還是可以飆高至極樂境界。

• 從事婦運逼視自己成長

為了常保這種極樂快感，我逐漸願意改變自己的毛燥個性，學習如何有效進行政策遊說和倡議的工作。例如：面對滿口胡言亂語、沒耐心聽我說明法案的保守立委，我居然還勉強掛著笑臉、沒有翻桌。

有些失聯已久的大學時代朋友，看到現在工作中的我，都訝異不已，當年虛無頹廢的憤怒女青年，現在居然看來像是個熱愛工作的好公民。曾經我只想遠遠逃離這醜惡的世界，父母師長都管不動、勸不了我，到底有什麼力量可以使現在的我看來如此入世？我想，在我生命過程中，可以逼我成長的巨大動力，唯有婦運，唯有思考到公眾利益時，我才願意改變自我。

我工作的婦運組織──婦女新知基金會，今年歡慶成立25 週年。凡是稍微瞭解婦運向來錢少人少之慘況的朋友，就明白這段路走得多麼不容易。而且婦女新知還是台灣戰後婦運的的第一個正式組織，必定要經歷開創維艱的種種苦處，不僅是唯一敢在戒嚴年代就登記成立的婦運基地，也要承受當時保守社會對婦運的種種污名和扭曲。

婦女新知在1982年成立雜誌社，先從觀念倡議嘗試做起，這當然是戒嚴年代謹慎又勇敢的選擇。我第一次遇見婦女新知的人，是1986年我剛上大學時，朋友說要去認識一群有趣的女性，帶我去某個天母別墅，我看著這些圍繞在別墅游泳池畔聊孩子經、看來很有錢的女人，不能理解這些人居然算是女性主義者（當年實在幼稚）。當時滿腦左派教條的我，立即判定這些人屬於萬惡資產階級，我決定不必花力氣認識她們，另闢我自己的道路（後來才知道她們只是認識了一個有錢太太，可以用她家場地聯誼。婦女新知平時有各種讀書會、成長團體，只是我運氣不好又死腦袋）。於是我在參加學運社團後，找了一些朋友，成立第一個女性研究社的學生社團，在校園另立婦運基地。

但婦女新知在1987、88年，與其他原住民、人權團體共同發起兩次的關懷雛妓大遊行，改變了我對這些婦運者的觀感。當時我參加過許多工運、農運、環保、民主運動的遊行抗議、草根下鄉，但唯有在關懷雛妓大遊行的行列中，我流淚了。當我聽到拿著擴音機的原住民女性哽咽而焦急的呼喊著，要所有被困在華西街私娼寮的姊妹勇敢求救時，我周遭所有女性，無論是漢人或原住民，也都流淚了。

關懷雛妓是第一個被社會大眾注意到的婦運議題，也是在這次令我撼動不已的經驗中，我切身感受到女人之間當然也有優勢、弱勢之分，然而同為女性的身份在現場的自然共鳴，讓我察覺自己願意投身婦運的熱情。我明白所有的社會改革議題都能撼動我的腦袋，但只有性別議題能撼動我的心。

• 性別改革從零開始

然而，性別改革比登上青天還難，因為必須從零做起。當時的台灣女性，沒有工作權、財產權，沒有免於性別歧視和恐懼焦慮的環境和資源。婦女新知從1987年改組為基金會之後，開始著手推動各項修法，找到一些願意捨棄賺錢時間、感人的女律師們，逐條逐年討論這些枯燥的法律文字，提出各項民間的修法版本，再與同樣窮哈哈的一些民間團體，不斷舉辦記者會、公聽會、連署造勢，耗費十幾年的人力、財力、物力，終於迫使政府通過了「兩性工作平等法」、民法親屬編各項修正條文等。

當婦女新知基金會及其他婦女團體默默努力修法時，我跟其他許多年輕女學生都著迷於情慾解放這種比較輕鬆愉快的性別議題。如果不對壓抑女人的各種情慾禁忌有所衝撞，那就不叫婦運啦，我至今仍如此想著。不過，隨著各校成立愈來愈多的女性研究社、性別研究課程，校園女生也同時玩出了性騷擾議題來衝撞社會，並與婦女新知等婦女團體合作了一些記者會、大遊行，要求立法防治性騷擾。校園婦運，與社會婦運，這兩條路無論分分合合，都豐富了彼此。

當所有保障女性的法律終於艱辛通過之後，婦運現階段的考驗，就是如何使這些白紙黑字能有實質效果。我們必須很有耐心的持續監督政府，一再呼籲政府從中央到每一縣市、鄉鎮、學校、社區，都必須落實這些法律條文，要求政府投入應有的預算和執行人力，讓所有民眾都能瞭解並得到這些法律的保障。否則，這些法律只會成為形同虛設的空洞裝飾。

• 官場溝通對話轉化變革力量

學習與政府各種層級的公務人員對話和溝通，這對婦運、對我都是極大考驗。我們仍然三不五時發起連署、召開記者會大罵政府，但也必須花時間與政府人員開各種會議、討論各種政策執行的細節，提供民間的意見。因為我們發現，如果可以在法令和政策尚未制訂之前，就先影響這些公務人員的想法，那麼法令和政策就比較可能依照我們的意見被制訂出來。

因此，我必須學習在官場生態中，找到我和我的組織可以發聲的竅門，並逐步的改變這個政府，改變這個決定男女老幼資源分配是否公平正義的場域及其遊戲規則。與公務人員開一次會，效果可能遠勝於我們過去向那些糟糕立委鞠躬哈腰陪笑，或在街頭揮汗如雨遊行抗議。但如果公務人員仍然腦袋僵硬保守，我們就照樣搬出遊行、連署、抗議，搞到政府「重視民意」為止。

我想，對政府而言，這些轉變過程也是痛苦的極大考驗。但無論如何，這些法律的通過，就迫使政府必須依法行政、必須編列預算和執行人力來保障女性權益、促進性別平等，也就必須邀請我們民間團體來對話。

而我呢，就算年輕時再怎麼看這個萬惡政府不順眼，也必須學習與政府對話。老實說呢，可以在政府的會議室中開口大罵官員，心裡真爽。但我有此機會近距離的批評官員，這完全是婦運前輩們辛苦推動、通過了這些法律後，才有可能。因此我必須珍惜這些機會，為公眾利益著想，發揮最佳效果。我觀察到，其實公務人員也有各種類型，有些人或許腦袋僵硬，但也有些人跟我一樣有熱血、有理想，只是被政府體制的不當遊戲規則壓抑而無法發揮。設法與這些熱血公務員裡應外合，創造他們能發揮的空間，才是上策。久而久之，我也較少使用開口大罵的招數，就像尚方寶劍不必常出鞘，擺在一旁就有足夠威力。

說起來，婦運竟然成了我的修身養性之道，真是有趣。當然哪，我身邊的年輕同事，可能還是會被我敢在電話中大罵公務人員而嚇到。這世界的不公不義還是這麼多，我當然會繼續做個憤怒中年人。而我可以保持投入婦運的熱情，大概也是由於婦運可以讓我好好發揮憤怒的能量，並轉化這些憤怒使我成長，使我在婦運工作上得到無可比擬的快樂吧。

（作者為婦女新知基金會祕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