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我在婦運走闖的日子

整理/ 陳正維 (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碩士)

時間:2012年10月20日(六)14:00-16:00

主持人:
楊婉瑩(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婦女新知基金會常務監事)

與談人:
鄭美里(社區大學講師)
曾昭媛(尤美女立委辦公室副主任)
胡淑雯(作家、婦女新知基金會顧問)
賴友梅(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秘書長)

聽完第一代婦運者創生「婦女新知」的歷史;這次,我們聆聽第二代婦運者在運動中所得到的能量,滋養,成長,傷害,以及藉由理解徹底解放之不可能、所開展出生命的可能性。

主持人婉瑩依照與談人進入新知工作的時間,介紹美里、昭媛、淑雯與友梅。首先由美里分享,她在1989年7月到婦女新知編雜誌,當時的新知位於台北郵局旁的窄小巷弄,有些記者朋友戲稱是「陋巷春光」,因為狹窄巷子的同棟建築裡有三個婦女團體的辦公室,三樓是婦女新知,四樓是晚晴,五樓是婦援會。常常有些姊妹和婆婆媽媽來新知,煮中將湯給大家補身體,後來鄭至慧有篇文章〈中將湯的氣味〉就在懷念這個純女性的工作環境。

文將──鄭美里

文將鄭美里(站立者)分享在婦女新知工作的心情。婦女新知提供

美里學的是新聞,剛畢業時因報禁解除,新聞系畢業生有許多工作機會。當時她曾經猶豫到具有批判色彩的自立晚報、或者到婦女新知工作,後來因為和新知的秘書長彭婉如面試,認識到原來中年女人可以如此自信且知性,因而受到吸引而進入新知。當時編輯部只有美里,出版部有至慧,還有許多大學女生(包括一些女研社的社員)會到新知辦公室,談天說地後便有些點子可以寫文章或發展成專題。

為了集思廣益,舉辦讀書會與志工團體,一年多後,這讀書會有了名字「扌歪角度」,且獨立於新知而運作;美里也代表婦女新知和跨校女生合作催生出1990年的第一屆「跨校大專女生姊妹營」。隔年各大學女研社便成立了全國大專女生行動聯盟。除此之外,新知也致力於與婦運緊密結合的婦女研究,成立女性學研究會,每週有書報會,成為1993年成立的女學會的雛形。回想1989年新知也推出「婦女參政年」活動,適逢立委選舉期間提出「婦女十大政見」,美里隨著元貞、婉如、施寄青等人到處演講跑場發傳單。美里收錄在《女人屐痕》一書的文章〈陋巷曙光──「婦女新知」博愛路辦公室舊址〉詳細記述新知1987至1994年間的歷史。

主持人婉瑩說「文將」美里分享之後,上場的是「武將」昭媛。

憤怒女青年──曾昭媛

昭媛說,我很樂意將當時的我標籤化為「憤怒女青年」。高中時期的她,曾經質疑為何要上大學,後來是因為看到台大學運刊物而決定考大學;1986年夏天,她總算從聯考制度解放、等著進台大,鹿港發生反杜邦的環保運動,她和朋友到現場時,運動已經結束。她們又聽聞台北有從事婦運的婦女新知,但是第一次接觸的印象並不美好。當時她見到新知成員在友人天母豪宅游泳池畔,俱是些女性知識份子聊著丈夫與孩子等家裡事情。她心裡疑問:「原來台灣的婦運者就是這樣子啊?」因此當時她沒有參與新知活動。

進入台大後,投入學運的學生愈來愈多,同時農運與工運也很興盛,然而,這些運動中的男生都頗男性沙文主義;總是叫女生做影印等行政雜務,就算女生的論述與思辯都比男生強,學長仍只培養他眼中口拙的學弟當幹部;或者要女生來一些有民主運動大頭出席、「喝政治酒」的場合,當時她感到:「我是這些政治聯誼場合中的陪酒女子嗎?」有些農運工運幹部喝酒之後會毛手毛腳,他們都覺得這沒什麼,那時還沒有性騷擾sexual harassment這個詞,她們幾個學運女生只好私下彼此警告。那個年代台灣社會正經歷很劇烈的改變,然而性別觀念仍然沒有改變,即便在進步圈裡的性別觀念依然傳統。於是她們開始思考在校園裡應該有婦運的基地,有人勸她們不要刺激其他學運男性,於是光是社名就思量許久,究竟要叫「女性問題研究社」或「女性研究社」,前者聽起來是學術性質的、不是來搗亂的。女研社成立後,真的面臨學運男生認為她們瓜分學運資源的質疑,有些學運女生因此不敢接近她們,但也有些女生受到很大的鼓舞,各校紛紛成立女研社、或者在學運社團中增設性別小組。

另外,昭媛認為她從學運圈看女研社,與美里從當時在新知工作的視野看女研社,觀察到很不同的面向。當時對昭媛而言,新知談的主要是西方婦運議題,例如女性參政,但她認為新知有些事情沒有做足,因此女研社想要在校園中去嘗試,例如投入女工運動、談婦運如何與工運結合等。而且對當時的她們而言,新知還不夠「歪」。昭媛最喜歡印有「女書」女字的新知T恤,「女書」裡女的寫法,是女人想要站起來自由伸展,不穩定、但充滿可能性的姿態。這也是她對婦運的理解。

昭媛大學畢業後要投入職場時,發現整個大社會仍是保守的,只有新知是可以讓她感到舒服的工作場所,在1992年前後到新知編雜誌,之後在2004年到2012年在新知當秘書長。昭媛比較她前後期在新知工作的經驗,認為八○後期、九○前期的新知還是個小漁村,元貞等人就像是引進西方婦運觀念的漁夫,辦女性學研究中心,使得校園裡的性別課程逐漸增加,但外頭世界仍然保守;2004年校園已設有許多性別課程、坊間也有許多性別書籍,反而是會遇到女學生問:「現在還有性別不平等嗎?」然而,昭媛指出在監督政策的執行面時,便會發現仍有許多不平等。而監督政策執行的必要性,是因性別正義牽涉到國家資源的分配、是否有性別觀點。這些年她經歷台灣婦運,從喚起性別意識、到推動性別法律,她認為這些性別法律就是鋼筋骨架,使得婦運從小漁村逐漸搭建成小港口。

九○年代中期開始,淑雯等新一代婦運者開展出的情慾自主的論述,則像是替港口加了炫目多彩的外觀,吸引了外界的目光。昭媛說2004年回新知當秘書長,是在有多彩外觀的港口,做一磚一瓦的工作,是媒體與大眾不覺得有趣的部分,媒體在2000年以來、對婦運報導的篇幅縮小許多。然而,好好充實這已屹立三十年、但屋舍仍不全的婦運基地,是昭媛覺得十分重要的。

愛併著痛的運動傷害──胡淑雯

接著與談的是1994至1997年在新知工作三年多的淑雯,她「從小就傾向逃離最愛我、我也最愛的人」,離開新知後,對這裡的情感、也很像面對父母一般。她說,「我生命中最好、也是最壞的經驗,最美好也最糟糕的情感,都是在新知發生的,所以我就不太喜歡回來說這些。」淑雯說她在解嚴後社會力勃發的時期就讀高中,她的高中位在博愛特區,因此經常遇到抗議的人群,然而當時掌握知識與權力的媒體都刻意抹黑這群人,說抗議人群如何擾民;但因她家庭中有曾是政治犯的長輩,她對於媒體的抹黑說法非常憤怒。

她青春期所面臨北一女校內偽善、盲目從眾的氛圍,使得她進大學後便參與學運社團。她進大學時女研社已經成立,她參加的大學新聞社與女研社共用社辦,她不認識女研社的成員,但她記得她很喜歡那些人的樣子。淑雯大學畢業後當記者一年多,當時有兩件事使她對於婦運產生興趣,也就是,她感到自己與婦運有了關聯。她以記者身分採訪反性騷擾大遊行,那是解嚴後由婦運界發起的最大遊行,她受到極大的震動。另外,是「A先生事件」撼動了她,戴著紙袋帽的A先生是台灣社會第一位現身的愛滋病帶原者,淑雯採訪A先生時才發現,他就是她崇拜的小劇場創作者田啟元。田啟元身上有一種篤定的歪斜的力量,一種「拎北兜是安捏」的帥氣,那時她感到被啟蒙了、生命瞬間被照亮了。後來她也採訪另一位現身的愛滋病患,一起工作的記者卻表現出和其筆下文字徹底相反的恐同情緒。

淑雯說:「自己從頭到尾都不是自覺很有力量、要去改變社會的人,而是,我感受到這個世界既存的、那些深具傷害性的成見與規範,想要改變我們,而我只是不想被改變而已。我帶著這些想法進入新知工作,而我離開時是非常傷心的,但是,出於對當時工作伙伴的情義,我不想公開地討論這些事情。」她說在新知工作的那些年,辦刊物,帶團體,將姊妹們搭建的違章建築妝點得漂漂亮亮,婦運從來都不是外界所想像的那麼「乾」。

挑戰自我的工作──賴友梅

接著分享的友梅是在「淑雯離開後」進入新知,她當時26歲、從1998年6月到2002年2月在新知工作,剛好是三年八個月。她在吵架之後進去的,工作室內部人事全部更動,只有會計麗娜與負責民法諮詢玉寶是昔日成員。當時她完全沒有學運經驗,不喜歡跟陌生人講話,但她一進新知、秘書長陳美華便要她想行動劇的點子,以單身女性的四大困境為主題,直指國宅貸款規定與女性拋棄繼承的現象,她因此想出「還屋格格」這齣行動劇,從此便接下演行動劇的任務,被訓練成能夠在街頭表演的工作者。

另外,北科大黃姓女學生與長庚楊護士的性騷擾事件,也是由她接下的個案陪伴工作。那是很冒險的工作,當時她常想,如果個案當事人出了什麼事、她就不做這份工作。工作到後來,她感覺蠻疏離的。離開新知時,她也不是太愉快,因為基金會內部難免有權力關係。離開新知後,她到性別平等教育協會工作,感到台灣社會的性別觀念看似逐漸轉為進步,卻又不斷「鬼打牆」得原地踏步,例如最近三民家商女學生「穿褲不穿裙需辦證」的離譜新聞。

走過新知歲月,往下一站前進

四位與談人敘述最初為何進入新知、以及在新知的工作經驗之後,也分享了參與婦運對她們其後生命的意義。美里透過照片分享,說出她的世代介於第一代婦運者,以及昭媛與淑雯這一代之間;並且,她離開新知之後,在女書店做出版,也待過中國時報人間副刊與誠品閱讀雜誌,在邊緣媒體與主流媒體之間,一直是個中介者的角色。她在新知辦營隊與讀書會的經驗,使她發現營隊有特殊的能量,延續到她如今在社區大學的課程與營隊,她也以婦運「意識啟蒙」的方式,帶入讀書會、寫作班和教學之中。她認為參與婦女新知是她生命中的轉捩點,許多啟發與經驗成為她其後生命、工作與教學的重要參照。

昭媛說,她現在的工作是讓國家也認識到照顧性別弱勢是他們的責任。尤美女律師投入新知三十年,如今也希望以立委的身分,推動更多性別平等的法律。然而也隨時有人想要拿大榔頭敲碎她們搭建性別平等的一磚一瓦。在這種時刻,她更加感到婦女新知便是她心靈的港口。

淑雯說,在婦運團體工作,是一小群人用非常緊密的方式天天相處。她說,「明明是薪資低、工時長的工作,而我們為何待在這裡這麼久?因為我們真的彼此相愛,真的有直抵我們核心的東西。在這裡工作,是生命中我們的自我、與我們的工作息息相關的稀少時刻,我們在上班、工作的同時,也在從事自我創造,這不只是政治的過程,這對當中的個人而言更是美學的過程:我們要活出什麼『格』?想要變成什麼樣的人?離開一個團體,不見得因為它對我們不好,而是因為『我長大了,我要離開你了』。這是曾經歷深刻工作情誼、姊妹情誼等的人都會感受到的,那動盪的自我成長。」回到婦運經驗的意義,淑雯說「我覺得非常幸運,落到它手上、算妳幸運,就算最後是哭著出來、也算妳幸運。它為妳的生命塗上重要的底色,從今以後妳便是不一樣的人。在經歷婦運之前,我比較容易受到恐懼的控制,經歷社運與婦運之後,我比較懂得與自己的恐懼做協商。我們不可能成為徹底解放、完全自由的人,但是我們理解自身如何不自由,藉由這理解、一點一點去撐開生命的可能性。」

友梅說她完全同意淑雯的說法。她在新知工作的第二年進入異性戀婚姻,十年後離開婚姻,航向另一個伴侶關係。她對婦運的一點抱怨是:雖然女性主義者說「個人即政治」,但當時她們一群年輕的工作者面對親密關係的困擾時,面對這個社會加諸女性的壓力時,面對家中長輩對婦運工作的否定時,面對婚姻關係的破裂時,工作現場卻沒有什麼人可以談,因為大家都很tough。她敘述曾有一位瑞典女性主義者問她這麼年輕便參與婦運,從中得到了什麼?她說其實她感到很挫折,很像是「爽到別人,卻沒爽到自己(註)。」 然而,在參與新知與其後性別教育協會的過程中,她仍然得到很多成長,慢慢成為不一樣的人。

最後,主持人婉瑩說,「組織與個人的緊張關係、對組織中每個個體都是很大的挑戰。舉辦三十年的展覽與座談,不是要說這個組織有多神聖,要擺在祭壇裡,而是因為我們一起走過、經歷過。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挑戰這個社會,也挑戰了自己。非常感謝這些一起走過的姊妹。」

註:記錄者對這句話的詮釋是:身在替其他婦女爭取權益的婦運者,自身面對身為女性的困境時,卻沒法在婦運現場得到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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