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戒嚴噤聲到眾聲喧嘩──婦女運動的回顧與展望
整理/ 陳正維 (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碩士)
時間：2012年10月14日（日）14:00-16:00
主持人：
陳昭如（台灣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長）
與談人：
李元貞（婦女新知基金會首任董事長、淡大中文系榮譽教授）
尤美女（現任立法委員、婦女新知基金會第4、5任董事長）
顧燕翎（銀領協會理事長、婦女新知基金會顧問）
劉毓秀（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台灣社區照顧協會理事長）
十月秋高氣爽的溫暖午後，人潮洶湧的西門町裡，婦女新知的前輩們在有百年歷史的紅樓中，帶領著我們穿過時空隧道，回溯三十年前婦女新知草創至今的婦女運動歷程，同時一窺戒嚴時期婦女運動在台灣草創的艱辛歷程與趣事。
戒嚴時期，婦女運動蓽路藍縷
一開始，首任董事長李元貞教授說：「再也不要有戒嚴了！」；一語點出戒嚴時代要成立人民團體推動婦女運動的辛酸與困難。相較於現在各種人民團體百花齊放，戒嚴時期人民組織法明定禁止同區域成立兩個婦女團體，台北已經有了婦女會立案，也因此當時希望成立婦運團體的她們只好採取「辦雜誌」這樣最辛苦的方式，成立「婦女新知雜誌社」；雜誌社辦活動時常受到媒體的大小眼，報紙報導新知所辦的活動只稱「某雜誌」，而原因竟是主編認為「不應圖利特定雜誌社」，元貞苦笑說「窮得苦哈哈的雜誌社，有什麼利可圖呢？」當時報紙如果刊登元貞的照片，都是她齜牙裂嘴的照片，刻意醜化她的形象。解嚴後的九○年代，才會登出她端莊的照片，她笑說「於是我又變得端莊了」。
僅管雜誌社草創經費拮倨，倡議工作卻不曾稍停，新知的種種主張在當時的台灣仍是非常新穎與具特殊的，在議題倡導時也發生不少趣事；有次扶輪社邀請元貞去演講，說是要講「ㄔㄨˊㄐㄧˋ」，她以為是講救援雛妓的經驗，到了現場主持人請她講「廚房的技術」，她大驚道「我根本不會做菜，怎麼說廚房的技術呢！？」
元貞首尾呼應地說，「台灣的婦運是跟著民主運動一起成長的。一個社會絕不能只有單一聲音，只有在民主化的社會中，各種社會運動才能百花齊放，因此在歡慶新知三十週年時，我們更需要捍衛台灣的民主體制。」
身體做為實踐，如何對抗歧視語言
緊接著接著與談的是致力於結合婦女運動與社區照顧的劉毓秀教授。她在研究所畢業後到淡江大學教書，認識了元貞，當時正是要成立婦女新知雜誌社的時刻，她說從那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年紀，與大家一同打戰，她一直扮演「救援投手」的角色。
毓秀問在場的與會者：「國罵」是什麼時候消失的？九○年代立委朱高正在國會飆國罵，毓秀聽到元貞發出公開的猛烈批評，就準備好要做救援投手；「2100全民開講」主持人李濤邀毓秀上節目，問她如果有人罵國罵時，可以怎麼回應？毓秀說：「你就要立刻嚴正地跟這個人說：幹什麼幹？回去幹你自己！」李濤先是批評她「太暴力了」，繼而說他想清楚了，這句話一點也不暴力，以後會變名言。當時她為了呼籲子女從母姓的修法，從「黃毓秀」改為母姓的「劉毓秀」，因此李濤call out給朱高正時，朱不知這是何人，無法善用人身攻擊、令他的論述聽起來失去公信力，因此只罵她是「孬種」。李濤問毓秀說他罵妳孬種，為何妳不回擊。毓秀事後回想，為何自己被罵國罵時會氣得要死，但是被罵孬種時並不感憤怒。她認為，「說我孬種就是指我不是我爸生的，但我媽媽要跟誰生我是她的自由，我不因這句話而感到被冒犯」。後來，國罵好像就消失了。
好幾年後李喬在客家電台訪問毓秀，不能飆國罵讓男人很傷，以前胸中有悶氣想要發洩時就說這句話，現在男人不能說這句話、就變成內傷，該怎麼辦？毓秀說：「人必須在傷害別人和傷害自己之間做個選擇。」李喬靜靜想了一會，然後很philosophically點點頭。
從社會倡議到立法修法路線
接著發言的是毓秀引領進入新知的尤美女立委，美女說她們年輕時進入新知，歷經這三十年，新知也一路關注從女性的青年、中年到老年所面臨的種種議題；她特別想說的是新知為何走上立法與修法路線。那是個歷史的偶然，也就是1987年的國父紀念館事件。當時女性進入國父紀念館工作要簽「單身禁孕」條款、以及年滿三十歲需離職的不平等契約；年屆三十、被迫離職的一群女性員工於是找了律師寄存證信函給國父紀念館。國父紀念館表示女性三十歲前方是「儀容端莊」的回信，激怒了婦女團體。
婦女新知為此上街頭去抗議，並想要告國父紀念館，卻發現厚厚的六法全書中沒有一條法律依據。於是她們開始草擬「男女工作平等法」，帶著法案到立法院門口開記者會，立委為了媒體目光就會注意法案。那是婦女團體第一次自己立法、送進立法院，改變以往由行政院密件立法、立法院只能更動文字的模式。「男女工作平等法」也是第一個開公聽會的法案。工商企業反彈激烈，認為該法案是逼企業出走的十大「惡法」之一，新知因此受到媒體廣泛的矚目。美女說，幾年後性別工作平等法立法通過並促使社會正向發展，這便是新知走上立法與修法路線的契機。
相濡以沫，眾女成城
作壓軸發言的是從事婦運研究與編纂女性主義經典貢獻良多的顧燕翎顧問。燕翎當時住在新竹，每週坐很久的車到台北享受婦運朋友間「爆發性的熱情」；她認為當初除了人民團體法的限制之外，也是因為大家有著對辦雜誌與出版的熱情，尤其是鄭至慧，當時有許多重要聚會都是在至慧家開會。當時受美國基進女性主義的影響，秉持這樣的理念從事許多活動，例如刊物不掛個人姓名、以雜誌社集體名字發表；或者在台北、新竹、台中與高雄成立協會，並且沒有上下層級的主從關係；或者組成歪角度讀書會等。她們曾經在1995年舉辦傑出婦女之夜，或稱婦女參政營，邀請基進女性主義者Jo Freeman來演講，跨黨派的婦女共同參與及關心婦女議題，討論各種組織參與應有的性別比例(critical mass)。她期待未來仍持續有不同黨派的婦女來共同關注婦女議題。
除了四位「老新知」分享其經驗外，現場有多位曾任新知董監事的夥伴也熱情回應與分享她們多年來關於新知的種種記憶。第三屆董事長吳嘉麗提到當年為了反對選美，刻意舉辦台北先生選美比賽的趣事，以及「我愛女人」園遊會；現任高雄婦女新知協會顧問的成令方，在英國唸書時開始參與婦女運動，看到徐璐辦的雜誌《大地》介紹婦女新知的文章，非常興奮地寫信與新知聯絡，當時因美麗島事件許多朋友被抓，她不敢回台灣，但心裡卻因為知道有新知而感到與台灣的聯繫，是苦悶心靈的出口。1984年回國後開始每天與婦女新知成員相濡以沫，開始談與翻譯sexual harassment，這個概念浮上檯面後，發現台灣社會有眾多的實例。她們也辦「扌歪角度」讀書會與第一屆全國大專女性姊妹營，培力了許多現在從事各種社會運動的女性的性別自覺與批判意識。
現任監事蘇芊玲說自己在婚姻與教育現場裡逐漸體會到制度對女人的限制，後來在報紙上看新知的訊息，覺得呼應了自己的許多想法。她從1987年新知從雜誌社轉型為基金會時開始參與，當時她常常和大家混在一起，博愛路的小房間、女書店或者開會後去酒吧，分享女人之間的八卦、心事與情慾流動。婦女救援基金會理事長黃淑玲，提到婦援會是新知催生出的婦女團體。新知董事楊佳羚提到自己當年在師大公民系感到困頓，到台大外文系聽毓秀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打開了自己的眼睛，並第一次感受到課堂教授對於女學生的期待與激勵。她的大學時光跟著新知推展婦運、女書店成立的過程一起成長，並因「老新知」的肯定與鼓勵，在家裡受到的阻力便減少許多。
聽著「老新知」分享她們走過的新知三十年，熱力十足的兩小時很快臨到尾聲，已經接下婦運火炬向前行的主持人昭如說，在戒嚴噤聲的年代，挑戰權威的聲音顯得非常大聲，但在今日眾聲喧嘩的社會、而婦運聲音只是其中一種時，以及在以往性別不平等是顯而易見的現象、如今卻轉化為隱而不彰的面貌時，當代婦運者需要迎擊新的挑戰。回首婦運前輩披荊斬棘的來時路，在民主化之後眾聲喧嘩、價值紛歧的社會裡，站在婦運前輩的肩膀上，懷抱理想的婦運者應擁有什麼裝備、如何繼續前行？讓關心婦女運動與性別議題的你我一同來展望。
延伸閱讀
這些年，我在婦運走闖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