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我在婦運走闖的日子
整理/ 陳正維 (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碩士)
時間：2012年10月20日（六）14:00-16:00
主持人：
楊婉瑩（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婦女新知基金會常務監事）
與談人：
鄭美里（社區大學講師）
曾昭媛（尤美女立委辦公室副主任）
胡淑雯（作家、婦女新知基金會顧問）
賴友梅（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秘書長）
聽完第一代婦運者創生「婦女新知」的歷史；這次，我們聆聽第二代婦運者在運動中所得到的能量，滋養，成長，傷害，以及藉由理解徹底解放之不可能、所開展出生命的可能性。
主持人婉瑩依照與談人進入新知工作的時間，介紹美里、昭媛、淑雯與友梅。首先由美里分享，她在1989年7月到婦女新知編雜誌，當時的新知位於台北郵局旁的窄小巷弄，有些記者朋友戲稱是「陋巷春光」，因為狹窄巷子的同棟建築裡有三個婦女團體的辦公室，三樓是婦女新知，四樓是晚晴，五樓是婦援會。常常有些姊妹和婆婆媽媽來新知，煮中將湯給大家補身體，後來鄭至慧有篇文章〈中將湯的氣味〉就在懷念這個純女性的工作環境。
文將──鄭美里
美里學的是新聞，剛畢業時因報禁解除，新聞系畢業生有許多工作機會。當時她曾經猶豫到具有批判色彩的自立晚報、或者到婦女新知工作，後來因為和新知的秘書長彭婉如面試，認識到原來中年女人可以如此自信且知性，因而受到吸引而進入新知。當時編輯部只有美里，出版部有至慧，還有許多大學女生（包括一些女研社的社員）會到新知辦公室，談天說地後便有些點子可以寫文章或發展成專題。
為了集思廣益，舉辦讀書會與志工團體，一年多後，這讀書會有了名字「扌歪角度」，且獨立於新知而運作；美里也代表婦女新知和跨校女生合作催生出1990年的第一屆「跨校大專女生姊妹營」。隔年各大學女研社便成立了全國大專女生行動聯盟。除此之外，新知也致力於與婦運緊密結合的婦女研究，成立女性學研究會，每週有書報會，成為1993年成立的女學會的雛形。回想1989年新知也推出「婦女參政年」活動，適逢立委選舉期間提出「婦女十大政見」，美里隨著元貞、婉如、施寄青等人到處演講跑場發傳單。美里收錄在《女人屐痕》一書的文章〈陋巷曙光──「婦女新知」博愛路辦公室舊址〉詳細記述新知1987至1994年間的歷史。
主持人婉瑩說「文將」美里分享之後，上場的是「武將」昭媛。
憤怒女青年──曾昭媛
昭媛說，我很樂意將當時的我標籤化為「憤怒女青年」。高中時期的她，曾經質疑為何要上大學，後來是因為看到台大學運刊物而決定考大學；1986年夏天，她總算從聯考制度解放、等著進台大，鹿港發生反杜邦的環保運動，她和朋友到現場時，運動已經結束。她們又聽聞台北有從事婦運的婦女新知，但是第一次接觸的印象並不美好。當時她見到新知成員在友人天母豪宅游泳池畔，俱是些女性知識份子聊著丈夫與孩子等家裡事情。她心裡疑問：「原來台灣的婦運者就是這樣子啊？」因此當時她沒有參與新知活動。
進入台大後，投入學運的學生愈來愈多，同時農運與工運也很興盛，然而，這些運動中的男生都頗男性沙文主義；總是叫女生做影印等行政雜務，就算女生的論述與思辯都比男生強，學長仍只培養他眼中口拙的學弟當幹部；或者要女生來一些有民主運動大頭出席、「喝政治酒」的場合，當時她感到：「我是這些政治聯誼場合中的陪酒女子嗎？」有些農運工運幹部喝酒之後會毛手毛腳，他們都覺得這沒什麼，那時還沒有性騷擾sexual harassment這個詞，她們幾個學運女生只好私下彼此警告。那個年代台灣社會正經歷很劇烈的改變，然而性別觀念仍然沒有改變，即便在進步圈裡的性別觀念依然傳統。於是她們開始思考在校園裡應該有婦運的基地，有人勸她們不要刺激其他學運男性，於是光是社名就思量許久，究竟要叫「女性問題研究社」或「女性研究社」，前者聽起來是學術性質的、不是來搗亂的。女研社成立後，真的面臨學運男生認為她們瓜分學運資源的質疑，有些學運女生因此不敢接近她們，但也有些女生受到很大的鼓舞，各校紛紛成立女研社、或者在學運社團中增設性別小組。
另外，昭媛認為她從學運圈看女研社，與美里從當時在新知工作的視野看女研社，觀察到很不同的面向。當時對昭媛而言，新知談的主要是西方婦運議題，例如女性參政，但她認為新知有些事情沒有做足，因此女研社想要在校園中去嘗試，例如投入女工運動、談婦運如何與工運結合等。而且對當時的她們而言，新知還不夠「歪」。昭媛最喜歡印有「女書」女字的新知T恤，「女書」裡女的寫法，是女人想要站起來自由伸展，不穩定、但充滿可能性的姿態。這也是她對婦運的理解。
昭媛大學畢業後要投入職場時，發現整個大社會仍是保守的，只有新知是可以讓她感到舒服的工作場所，在1992年前後到新知編雜誌，之後在2004年到2012年在新知當秘書長。昭媛比較她前後期在新知工作的經驗，認為八○後期、九○前期的新知還是個小漁村，元貞等人就像是引進西方婦運觀念的漁夫，辦女性學研究中心，使得校園裡的性別課程逐漸增加，但外頭世界仍然保守；2004年校園已設有許多性別課程、坊間也有許多性別書籍，反而是會遇到女學生問：「現在還有性別不平等嗎？」然而，昭媛指出在監督政策的執行面時，便會發現仍有許多不平等。而監督政策執行的必要性，是因性別正義牽涉到國家資源的分配、是否有性別觀點。這些年她經歷台灣婦運，從喚起性別意識、到推動性別法律，她認為這些性別法律就是鋼筋骨架，使得婦運從小漁村逐漸搭建成小港口。
九○年代中期開始，淑雯等新一代婦運者開展出的情慾自主的論述，則像是替港口加了炫目多彩的外觀，吸引了外界的目光。昭媛說2004年回新知當秘書長，是在有多彩外觀的港口，做一磚一瓦的工作，是媒體與大眾不覺得有趣的部分，媒體在2000年以來、對婦運報導的篇幅縮小許多。然而，好好充實這已屹立三十年、但屋舍仍不全的婦運基地，是昭媛覺得十分重要的。
愛併著痛的運動傷害──胡淑雯
接著與談的是1994至1997年在新知工作三年多的淑雯，她「從小就傾向逃離最愛我、我也最愛的人」，離開新知後，對這裡的情感、也很像面對父母一般。她說，「我生命中最好、也是最壞的經驗，最美好也最糟糕的情感，都是在新知發生的，所以我就不太喜歡回來說這些。」淑雯說她在解嚴後社會力勃發的時期就讀高中，她的高中位在博愛特區，因此經常遇到抗議的人群，然而當時掌握知識與權力的媒體都刻意抹黑這群人，說抗議人群如何擾民；但因她家庭中有曾是政治犯的長輩，她對於媒體的抹黑說法非常憤怒。
她青春期所面臨北一女校內偽善、盲目從眾的氛圍，使得她進大學後便參與學運社團。她進大學時女研社已經成立，她參加的大學新聞社與女研社共用社辦，她不認識女研社的成員，但她記得她很喜歡那些人的樣子。淑雯大學畢業後當記者一年多，當時有兩件事使她對於婦運產生興趣，也就是，她感到自己與婦運有了關聯。她以記者身分採訪反性騷擾大遊行，那是解嚴後由婦運界發起的最大遊行，她受到極大的震動。另外，是「A先生事件」撼動了她，戴著紙袋帽的A先生是台灣社會第一位現身的愛滋病帶原者，淑雯採訪A先生時才發現，他就是她崇拜的小劇場創作者田啟元。田啟元身上有一種篤定的歪斜的力量，一種「拎北兜是安捏」的帥氣，那時她感到被啟蒙了、生命瞬間被照亮了。後來她也採訪另一位現身的愛滋病患，一起工作的記者卻表現出和其筆下文字徹底相反的恐同情緒。
淑雯說：「自己從頭到尾都不是自覺很有力量、要去改變社會的人，而是，我感受到這個世界既存的、那些深具傷害性的成見與規範，想要改變我們，而我只是不想被改變而已。我帶著這些想法進入新知工作，而我離開時是非常傷心的，但是，出於對當時工作伙伴的情義，我不想公開地討論這些事情。」她說在新知工作的那些年，辦刊物，帶團體，將姊妹們搭建的違章建築妝點得漂漂亮亮，婦運從來都不是外界所想像的那麼「乾」。
挑戰自我的工作──賴友梅
接著分享的友梅是在「淑雯離開後」進入新知，她當時26歲、從1998年6月到2002年2月在新知工作，剛好是三年八個月。她在吵架之後進去的，工作室內部人事全部更動，只有會計麗娜與負責民法諮詢玉寶是昔日成員。當時她完全沒有學運經驗，不喜歡跟陌生人講話，但她一進新知、秘書長陳美華便要她想行動劇的點子，以單身女性的四大困境為主題，直指國宅貸款規定與女性拋棄繼承的現象，她因此想出「還屋格格」這齣行動劇，從此便接下演行動劇的任務，被訓練成能夠在街頭表演的工作者。
另外，北科大黃姓女學生與長庚楊護士的性騷擾事件，也是由她接下的個案陪伴工作。那是很冒險的工作，當時她常想，如果個案當事人出了什麼事、她就不做這份工作。工作到後來，她感覺蠻疏離的。離開新知時，她也不是太愉快，因為基金會內部難免有權力關係。離開新知後，她到性別平等教育協會工作，感到台灣社會的性別觀念看似逐漸轉為進步，卻又不斷「鬼打牆」得原地踏步，例如最近三民家商女學生「穿褲不穿裙需辦證」的離譜新聞。
走過新知歲月，往下一站前進
四位與談人敘述最初為何進入新知、以及在新知的工作經驗之後，也分享了參與婦運對她們其後生命的意義。美里透過照片分享，說出她的世代介於第一代婦運者，以及昭媛與淑雯這一代之間；並且，她離開新知之後，在女書店做出版，也待過中國時報人間副刊與誠品閱讀雜誌，在邊緣媒體與主流媒體之間，一直是個中介者的角色。她在新知辦營隊與讀書會的經驗，使她發現營隊有特殊的能量，延續到她如今在社區大學的課程與營隊，她也以婦運「意識啟蒙」的方式，帶入讀書會、寫作班和教學之中。她認為參與婦女新知是她生命中的轉捩點，許多啟發與經驗成為她其後生命、工作與教學的重要參照。
昭媛說，她現在的工作是讓國家也認識到照顧性別弱勢是他們的責任。尤美女律師投入新知三十年，如今也希望以立委的身分，推動更多性別平等的法律。然而也隨時有人想要拿大榔頭敲碎她們搭建性別平等的一磚一瓦。在這種時刻，她更加感到婦女新知便是她心靈的港口。
淑雯說，在婦運團體工作，是一小群人用非常緊密的方式天天相處。她說，「明明是薪資低、工時長的工作，而我們為何待在這裡這麼久？因為我們真的彼此相愛，真的有直抵我們核心的東西。在這裡工作，是生命中我們的自我、與我們的工作息息相關的稀少時刻，我們在上班、工作的同時，也在從事自我創造，這不只是政治的過程，這對當中的個人而言更是美學的過程：我們要活出什麼『格』？想要變成什麼樣的人？離開一個團體，不見得因為它對我們不好，而是因為『我長大了，我要離開你了』。這是曾經歷深刻工作情誼、姊妹情誼等的人都會感受到的，那動盪的自我成長。」回到婦運經驗的意義，淑雯說「我覺得非常幸運，落到它手上、算妳幸運，就算最後是哭著出來、也算妳幸運。它為妳的生命塗上重要的底色，從今以後妳便是不一樣的人。在經歷婦運之前，我比較容易受到恐懼的控制，經歷社運與婦運之後，我比較懂得與自己的恐懼做協商。我們不可能成為徹底解放、完全自由的人，但是我們理解自身如何不自由，藉由這理解、一點一點去撐開生命的可能性。」
友梅說她完全同意淑雯的說法。她在新知工作的第二年進入異性戀婚姻，十年後離開婚姻，航向另一個伴侶關係。她對婦運的一點抱怨是：雖然女性主義者說「個人即政治」，但當時她們一群年輕的工作者面對親密關係的困擾時，面對這個社會加諸女性的壓力時，面對家中長輩對婦運工作的否定時，面對婚姻關係的破裂時，工作現場卻沒有什麼人可以談，因為大家都很tough。她敘述曾有一位瑞典女性主義者問她這麼年輕便參與婦運，從中得到了什麼？她說其實她感到很挫折，很像是「爽到別人，卻沒爽到自己（註）。」 然而，在參與新知與其後性別教育協會的過程中，她仍然得到很多成長，慢慢成為不一樣的人。
最後，主持人婉瑩說，「組織與個人的緊張關係、對組織中每個個體都是很大的挑戰。舉辦三十年的展覽與座談，不是要說這個組織有多神聖，要擺在祭壇裡，而是因為我們一起走過、經歷過。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挑戰這個社會，也挑戰了自己。非常感謝這些一起走過的姊妹。」
註：記錄者對這句話的詮釋是：身在替其他婦女爭取權益的婦運者，自身面對身為女性的困境時，卻沒法在婦運現場得到幫助。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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