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聯合國第49屆婦女地位委員會會後報告

by 陳瑤華

參加經過

這次（編按：2005年2月25日-3月11日）參與聯合國第四十九屆婦女地位委員會，是以國際世界和平教育者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ducator for World Peace）的名義參加。由於今年是北京行動綱領（簡稱BPfA）十年成果檢視與慶祝的會議，參加的團體和人數暴增，主辦單位因而規定每一團體只容許兩個人員，可以領到旁聽政府級大會報告及高層級會議的出入證。為了獲得以上證件，28日一大早，我就先到總部的大廳排隊，領取特別的出入證。排隊時遇到尼泊爾及伊朗的女性代表，她們因政治因素必須流亡國外，出國後就沒辦法回鄉，然而她們卻寧願甘冒危險也不願意默不作聲，突顯女性無比的堅毅和勇氣，令我感到十分尊敬。

在檢討過去十年成果的過程中，婦女參政的比率的確有增加，其中以非洲國家在這方面的表現最為突出，尤其女性開始有機會參與維護和平的工作，並且在參與宗教事務、擔任宗教方面的要職、參選地方及中央的議會，有很大的突破。

我所參與的座談會大都偏向與下列主題有關：性別主流化、婦女參政、戰爭下的女性、亞洲慰安婦、女性預防武裝衝突。除了和相關的團體相互認識之外，並討論未來如何彼此連結，展開有關的工作。未來密切合作的對象包括紐西蘭的Jane Prichard，尤其在推動、簽署及落實CEDAW方面。

3月8日早上我以台灣女性學學會（Taiwanese Feminist Scholars Association）的名義，除了我自己之外，還邀請到其他三位不同國家的引言人：

* Hisako Motoyama, Executive Board Member of Asia-Japan of Women’s Resource Center (AJWRO), Japan（日本，亞太日本婦女資源中心）
* Heather M. Sonner, World Federalist Moment,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US（美國，世界聯盟行動，國際祕書處）
* Giulia Tamayo, Reponsable del Departmento De Campanas e Investigacion, Peru

舉辦一場名為「預防武裝衝突的女性觀點」的圓桌會議，由張玨（台大衛政所副教授）擔任主持人。與會的人員大都肯定女性的觀點在這個議題上的重要意義，並提出其他相關經驗做補充，收穫很多。

另外也與團長張玨教授一起策劃了座談會，與紐約當地華人團體一起暢談國內推動的婦女政策，並且針對目前遭遇到問題和困難交換意見。雖然負責引言的人很多，也儘量讓紐約的團體參與發言，涵蓋面非常廣，但出人意表地效果奇佳，獲得熱烈的回響。

這是我第二次參與CSW的會議，並被指定擔任副團長之職，負責策劃會議及對外聯繫的工作，收穫比上次更進步。除了協助台灣代表團的參與工作之外，我也分別向女學會會員提出四個報告，並邀請會員同步連署，要求日本政府必須在申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的成員同時，對慰安婦一事表示道歉及進行法律正式的賠償。這個全球性的活動獲得CSW的其他民間團體之支持，其中韓國及日本的女性團體的運作尤其努力和積極。

開幕會議

2月28日早上開幕時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提到許多性別平等的成果與困境，成果方面包括：婦女權利意識之增進，生育健康、識字率之增加等；困境則包括：愛滋病的增長、婦女與兒童的販賣；未來需要努力的方向在於：方法上的增進、狀況的改變及具體特定的行動之推廣。未來最重要的方向可分為下列七點：

1. 教育是關鍵，必須消除歧視。
2. 生育死亡率之減少。
3. 基礎建設之投資，環境改善。
4. 女人財產繼承權的改善。
5. 消除就業之不平等。
6. 增加婦女參政：地方議會與國會比率之增加。
7. 必須全力打擊對婦女的暴力（Violence Against Women）：各個國家應該堅決表態，絕對不能容忍任何形式對女性之暴力。

各個國家必須制訂國家的政策，確切執行以上七點，這些工作是所有人的責任。目前婦女權利提倡已經有六十年了，為了提高婦女的能力，投資於女性可以提高政策之執行。各國必須走在正確方向，有效達成既定的目標。

尼加拉瓜的代表認為各國必須檢視MDG的進展。CSW檢視女性權利的進展，可以確保其實現。巴基斯坦經社會主席認為女性歧視時間很長，家庭社區皆有，阻礙人類的進步。CSW要求在每一個方面都確實實現婦女的權利。如果從墨西哥婦女大會到今天，算一算已經三十年了，除了BPfA的每一項目都必須落實之外，最重要是達到MDG。

開幕典禮放映四個曾舉行婦女大會的記錄影片，包括 1975年墨西哥、1980年哥本哈根、1985奈洛比及1995年北京。紀錄影片把大家帶回三十年來婦女對於性別平等所做的各種努力，相信曾經參與這些會議的前輩們一定百感交集，五味雜陳。對於剛剛參與這個運動的新手，卻感到無比的振奮。

NGOs及INGOs舉辦的座談會

2月28日中午由國際婦女聯盟（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Women）舉辦的一場座談會：「性別主流化：風險存在嗎？」 （Gender Mainstreaming: Is there a Risk?）討論性別主流化的概念、優勢、問題與限制。雖然北京十年的官方會議一直強調性別主流化這個策略的重大意義，但若深究其內涵，真正的內容其實並不清楚。主流化的概念很容易被誤認為目的而非手段，以致於政府部門常將很多原先男性主導的工作或位置換由女性擔任而認為已經達到目的，而忽略性別平權必須普及所有其他的領域和階層。其次，由於主流化宣示政府所有層級的所有政策都需要符合性別平等，等於要求所有的部門都需承擔性別平等的責任。但在實際執行的過程中，缺少為具體政策執行或計畫監督的機構，說人人有責任，等於表示人人都可以免責。更嚴重的部分在於資源的排擠效應，主管性別事務的政府部門會因責任分攤，而減少具體提升女性地位的計畫之關注與投資。另外也有與會者發言說明性別平等最大的障礙是父權體制，主流化是否能夠充分地顛覆父權體制及對女性的壓迫，很令人質疑。

雖然有以上有關主流化策略的批評，還是有與會者支持主流化的策略。洛杉磯市市政府的法律顧問及檢察官則認為主流化還是有一些重要突破。雖然美國聯邦布希政府沒有簽署CEDAW，但由於洛杉磯市市政府將 CEDAW的條文視為法律，因而有機會要求市政府的官員、警政單位接受相關的訓練，落實CEDAW所規定的性別平等規範。令一位伊朗美籍的女士則認為主流化的策略促使很多女性具有決策的地位，對於政策的改變還是十分關鍵。而且主流化要求在所有的政策注入性平平等之關切，對於整體政策的還是會有結構性的影響。

這個座談會的引言人雖然只有兩位，但卻引發十分熱烈的討論。其實在CSW的論壇不一定都要做冗長、例行的報告，檢討相關的策略、從新定義性別平等的意義才有領導未來發展的重要意義。

3月1日一場名為Women in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 Beyond Number非常有趣。這個座談會原來的主題是希望突顯女性參政的數目並不是全部，但在四位引言人的報告中，卻一直有引用很多的數據，說明性別平權的意義和結果。這個座談會由四個組織合作而成：包括IDEA，WEDO，Fifty/ Fifty及菲律賓的 UNIFEM。關鍵問題是女性如何參與決策？女性參與決策會對於整體政治的環境會有所改變嗎？瑞典的引言人對此表示質疑，因為以瑞典的例子來看，就算男性需要透過自身是男性的理由來進入國會，但國會的政治環境卻還不是性別友善的環境。同樣地，既使在瑞典部長男女比例相當，但這不代表性別平等已經達成。很需要反思的部分反而是能力的問題，這些政治家是否有能力促成性別平等的環境，才是癥結所在。

南非的引言人提出一個有趣的論證，認為女性既使在從政之後，並非提倡性別平等政策，提升女性參政依然是一個必要的政治方向。因為女性佔所有人口性別的半數，理應在決策方面也應有同樣的權利。這位引言人認為除了數目之外，真正的性別平權有三個指標：一是組織是性別平衡；其次是個人的態度，如男性政治家的形象是否認同性別平等的普世價值，最後是法律及規範是否做到性別平權。小心主流化（mainstreaming）不要變成為男人化（menstreaming）。

另一場有趣的座談會是3月7日中午的「和平地圖的發動」（Launching of the Peace map），主辦單位是非洲婦女團結聯盟（Femmes Afrique Solidarite），主要探討女性在武裝衝突頻繁的區域，女性如何透過包括在宗教解經、神職、參政、教育等不同管道的努力，維持和平或預防衝突。令人驚異的部分在於這些非洲國家女性奮鬥不懈的精神，並不因為父權文化的嚴苛壓迫，如割陰蒂、禁止結婚女性外出、蒙面、強制婚姻等，而失去勇氣。反而因為壓迫如此劇烈，極力要求改善。包括重新解釋可蘭經及戒律的意義，還給女性原有的尊嚴。

在引言人發言後，主持人邀請參與的朋友報告自己國家的狀況，以及民間團體所做的努力。凡是參與報告的人，可以在會場前面掛著的大地圖找出自己國家的位置，插上和平的旗幟。我非常積極舉手上台報告人權學程致力的人權教育工作，台灣促進和平文教基金會的族群和解運動以及婦女團體在性別平權方面的努力。我稍微介紹台灣與中國大陸的緊張關係，並說明台灣主流政治還是主張對峙及武器競爭的政策。相對而言，民間團體尤其是女性如何能透過參政，改變現今的國家政策，使之更能站在性別的角度，預防衝突及戰爭的發生，成為重要的議題。我講完後在大家熱烈的掌聲中找到地圖上的台灣，插上和平的旗幟，覺得很高興，心中對於台灣的未來有著深深的期許。

預防性別衝突的性別觀點

這一場座談會總共有四位引言人，我是其中之一，主要討論為甚麼女性或性別觀點在國際關係及國防議題上無法佔有一席之地，既使北京宣言已經十年了，性別主流化的策略已經成為大家共同的語言？困境有哪些？是不是有超越這些困境的可能性？

主要的困境當然與傳統的性別角色有極大的關係。傳統女性的角色被設定為「應受保護」，不太可能與保家衛國的角色相連結。不過值得思考的部分還不止於這些刻板印象在日常生活中看待女性的狹隘心態，而是為甚麼有人需要以「保家衛國者」自居？誰是家？誰是國？如果國、家本來就是由具體的個人所組成，為甚麼保家衛國的觀念中沒有具體呈現：誰被保住？誰被防衛？女性一向受到暴力的威脅，無論是來自於男性的暴力、傳統的暴力、制度的暴力或政策的暴力，如果沒有這些威脅，何來女性需要保護？

其次，「國家安全」、「和平」和「人權」在政治語彙中常會有被窄化的現象。國家安全與整軍建軍、擴充軍備幾乎同義。國族主義與自我中心的權力壟斷助長了那樣的國家安全概念，引發更多對於「敵人」的恐懼、將他人「非人化」來合理化自身的殘酷與暴力。「和平」常被視為沒有戰爭，或者更糟一些，視為軟弱或屈服，因而有藉口可以不以和平為手段，與人和平解決衝突。而「人權」常被視為沒有違背政治與公民權利，缺少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的平等思想。台灣很多民間團體皆致力於經濟、社會及文化的平權運動，試圖解脫這些概念狹隘的定義。其中在人權教育方面，人權學程重視性別、種族、階級敏感的進路，理由即在此。

國防部門幾乎都是每一個國家最受優惠、最不願意受到民間組織監督的組織。很多獨裁者都以控制軍事大權為統治的手段，甚至很多轉型到民主的國家也都需要對軍權禮讓三分。他們可以享受「例外」的道德規範，名正言順剝奪個人作為人的基本權利。一般人習慣於他們的政策沒有性別平等的概念，他們也可以明目張膽執行違反性別平等的政策。

針對以上三點，我想到超越的可能性在於：

一、鼓勵學者針對國防政策、軍紀、軍事用語、倫理等做性別分析，暴露其助長男性暴力及歧視女性之背景及歷史。

二、建立體制內的委員會，監督其預算其人權之侵犯，而且委員會的任一性別不得超過三分之一。委員會應該重新檢視相關的法規及國防計畫，而且為軍中人權做好基本建設。

三、鼓勵女性參與行構國防政策，民間組織應支持有性別意識的人參與決策，並且提供相關的諮詢與分享研究成果。最後，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是人權及性別教育，而且不只限於學校的教育，應該更擴及警政、獄政、司法、傳播媒體、教育行政等人員之人權及性別教育。

第二位引言人Hisako Motoyama,提到日本目前整軍的企圖心，尤其日本政府亟欲掙脫憲法第九條有關限制日本建軍之規定。然而日本並未對二次大戰慰安婦的事件表示道歉，對於相關的問題和錯誤都沒有坦白承認。女性並非總是犧牲者，如何善用女性的力量預防戰爭，還沒有正式的討論或浮上?面，尤其女性依然被認為是「照顧者」。 Heather M. Sonner 提到聯合國九月的改革計畫十分重要，尤其安理會及部分工作的組織成員都會有改組及換血的可能性。如何讓UN人員本身符合性別平等的精神，並且讓安理會本身遵行1325號決議文，都是讓性別觀點融入維護和平的重要時刻。

Giulia Tamayo是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的特派員，曾負責西班牙的人權觀察報告。由於出生於秘魯，對於南美的女性受到暴力及歧視狀況特別關注。尤其在南美對婦女的歧視沒有被當一回事，在內戰中，女性受到的傷害尤其嚴重。不但受暴於政府的軍隊，叛軍也是如此，雖然說方都以保護婦女為藉口，展開戰鬥。女性如何在影響她們生活最為劇烈的戰爭中佔有一席之地，起而參與決策，預防武裝衝突，還有很多困難。儘管如此，重視婦女的聲音勢在必行，因為通常在這個區域的女性會最先獲得武裝衝突的資訊，也最關心和平的維護及自身的人身安全。多聽當地婦女的聲音，可以及早採取策略，預防衝突或提出警告。

建議

對於此次參與會議的過程有下列幾點建議：

1.駐外人員需要與參與的民間團體密切配合，尤其在聯合國每日相關的決議文或資料之收集，必要時必須向民間團體簡報，並且與民間團體相互配合，向參與的其他國家代表進行遊說的工作。以英國及日本駐紐約的大使館為例，她們不但幫忙收其每天的文件資料，甚至還提供相關的翻譯（在聯合國日文沒有翻譯）。我們的駐外人員雖然也展現歡迎的誠意，願意提供相關的資源協助辦座談會及歡迎會，但在性別平等的議題上，並與我們同步發展，也沒有跟上國際人權及婦權發展的腳步。

2.參與聯合國的活動需要有延續性及持續性，每次參與的團體或人員如果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變動，很難建立那樣」的延續性和持續性。當然原則上需要讓更多團體有參與，尤其對於弱勢團體的支持或培力。但另一方面，必須顧及國際連結工作的運作，讓有已經建立的連結工作可以向前邁進，並且能在兩者之間獲得平衡點。

3.未來在類似的組織辦座談會或周邊活動應該更重視前瞻性的議題，尤其對於既有的平權策略之反思或重構。座談會的形式如果可以更靈活尤佳，不要拘泥於報告台灣成果，而是能用更反省批判的進路，對於目前的發展提出建言，比較容易獲得國際民間社會的肯定和認同。

4.實習生制度有必要及早建立起來，尤其是鼓勵對於人權及女權感興趣的學生，參與每場座談會，並且擔任做紀錄及提供報告的工作，可以早一點培養人才，成為未來參與聯合國的優秀人才。

5.台灣應該更關心其他國家的和平運動或預防武裝衝突的聯盟合作機制，不要輕看部分經濟弱勢國家的努力，應該學習她們的優點，並且與她們的民間團體有更密切的聯繫。同時台灣應該關心其他國家的人權狀況，顯示出自身對於人權侵犯的嚴正態度，以貫徹台灣落實人權作為普世價值之決心。

（本文曾發表於《民間婦女團體參與聯合國婦女發展部暨非政府組織會議第49屆婦女地位委員會議分享會》。作者為東吳大學人權學程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