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距離托育公共化有多遙遠？
by 陳竹儀
在婦女新知基金會舉辦托育家長心得徵文當中，我們閱讀到現代父母的焦慮、對於公共托育設施的急迫需求。現代父母的托育選擇看似多元，但徬徨焦慮不減，父母普遍的掙扎在於家庭經濟狀況與對於照顧上的信任。
0-6歲幼兒的公共托育資源
目前台灣在0-6歲幼兒托育服務有以下幾種：居家保母、托嬰中心、幼兒園、親子館。0-2歲幼兒的照顧以居家保母、托嬰中心為主，2-6歲則為幼兒園。父母從懷孕時期就開始煩惱要選擇保母還是托嬰中心還是自帶、而當孩子快到了2歲，父母開始焦慮有沒有幼兒園可以送托，但往往會發現有2歲班的公幼更加稀少，私立幼兒園的收費實在高昂。父母在選擇孩子的托育方式時，除了價格必須是自己的經濟狀況能夠負擔外，最焦慮的還是照顧品質。
缺乏鑑別度的保母登記制度
以找保母來說，2014年底「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實施，透過保母資格認定法制化、登記證的核發，希望能一改過去「保母人人皆可當」的傳統，從制度上強調擔任保母所需的專業技能，要求保母必須接受訪視及在職訓練等義務，企圖使保母一職轉往「專業領域」發展。然而，即使有證照、登記制的加持，我們卻看到家長對於保母的不信任感仍然存在，這往往是家長最後放棄居家托育的主因。
現行登記制未能有效淘汰不適任人員，應是導致該制度「失去鑑別度」的主因。相較過去，現行法規擴大保母資格的認定標準，開放「證照」、「時數受訓結業」或「相關科系畢業」等資格符合者可擔任保母，增加保母數的初衷是讓家長更能找到適任保母。然前端門戶大開，卻未在後端同步有效淘汰、退場機制的結果，導致整體保母托育品質良莠不齊，登記制喪失鑑別托育品質優劣的功能，更遑論建立保母專業形象。
當保母於托育過程當中若出現屢屢超收、未確實通報、環境檢核未通過等違法行為，或有把3個孩子都限制在小遊戲床上等不大適當的照顧行為，按現行法規，若保母能在輔導期限內完成改善，即可不受任何裁罰，地方主管機關並未依居家托育服務中心訪視報告，進行記點或裁罰等管理措施，訪員僅能輔導、輔導、再輔導，保母則容易陷入「輔導→改善→再犯」的循環，部分保母的不適任行為，讓孩子總是暴露於不定時的高風險下，家長對於保母的信任感自然無法建立。
要讓居家托育真的能夠成為家長放心的托育選項之一，政府應立即檢討保母登記證「發放容易，廢止難」的狀況，對於保母違規行為的認定、輔導次數與不適任保母的退場等面向建立更明確的標準，以強化保母登記制「品質管理與認證」的鑑別功能。未來更應發展出前端初步篩選、執業中給予品質考核及專業提升機制，讓整體保母專業能維持在一定水準，讓家長托得安心，才有強化保母專業形象、重建信任關係的可能。
工作人員的勞動條件是照顧品質的關鍵
選擇送托嬰中心的家長，也說出了他們的觀察與心得。機構式托育的作息固定，較無彈性，同時團體托育的風險，是在托育初期，孩子容易生病，當孩子生病時被「退貨」，父母就必須請假照顧孩子。父母在選擇機構式托育時，就必須要有相當的認識。
然而，在公共托育機構不足的狀況下，托嬰中心一樣存在品質不一的問題。家長們多半覺得公托物美價廉，只是數量實在太過稀少，而私托價格高昂。然而，除了價格上的差異之外，托育工作者的勞動條件、薪資待遇，以及單位對於員工專業的培養所願意投注的資源，更是托嬰中心照顧品質的關鍵。
0-2歲的孩子需要較密集的照顧，在托嬰中心的工作人員，除了必須敏感於孩子的需求之外，與家長的溝通也必須花費相當的心力。對於父母而言，孩子託他人照顧，其中的焦慮難免，有經驗的現場工作者多半都能體諒，也都盡力以自己的專業讓家長放心，但有些托嬰中心把幼兒照顧經營得像「服務業」，要求工作人員製作精美的簡報、海報、聯絡簿吸引家長，或要求托育人員必須要完全符合家長個別化的要求，或甚至為了讓家長放心，在教室裡裝置監視器，讓家長能夠隨時線上觀看，使得托育人員處於一個隨時被監看、高度壓力的職場，完全忽視照顧工作信任、關懷的本質。
當孩子到2-6歲，父母必須開始物色幼兒園，在挑選幼兒園的過程中，家長一樣會面臨到公立幼兒園僧多粥少，私立幼兒園價格高昂的問題。而幼兒園的老師們，也會遭遇到托嬰中心托育人員在勞動條件上的處境。我們看到家長也有這樣的盼望：「比起精美的報告，更希望老師愛孩子」家長對於照顧者的期待是如此，國家的角色又在哪裡呢？
政府在照顧品質的管控手段，只有評鑑。我們觀察到，對於托嬰中心、幼兒園等各項機構的評鑑設計上，卻仍不免淪於形式，要求檔冊紀錄鉅細靡遺，卻沒有思考到這樣的文書工作量，是否是一個專業工作者在專心照顧孩子之餘，於正常工時下能夠完成的事項。而單從檔冊可否判斷照顧品質？我們的評鑑方式可否更重視照顧現場的品質，而非檔冊資料？具有能力判斷現場照顧品質的專業評委，我們是否足夠？
公共托育中的國家角色
現在教育部開始積極推動非營利幼兒園政策，除了讓家長能夠負擔托育費用之外，更以薪資表保障教保人員的勞動條件。因為預算價格等綿密管控，使得幼兒園能夠優質且平價，同時保障工作人員獲得合理的薪資。這讓2-6歲幼兒的家長、幼教從業人員，除了公立、私立之外，更多出了一種選擇。然而，在速度上、數量上，都趕不上家長們的迫切需求。
另一方面，「親子館」理應為公共托育服務中的一環，卻彷彿缺席，現在政府對於「親子館」的想像及界定，僅有室內遊樂場的功能，但它其實應該在提供照顧資源方面扮演更積極的角色，讓惶惶不安的新手父母理解幼兒發展的圖像及照顧方式，與早療單位能有更密切的合作，提供家長更綿密的照顧協力。
性別平等推動到現在，對於母職的想像與要求比起二三十年卻是更為沉重，隨著社會對於孩子的重視，我們對於孩子的照顧標準更為嚴格，但卻沒有給予足夠的專業協力，孩子當孩子發生狀況或意外，我們仍是習慣性地質問母親。國家眼中的照顧者仍然預設為女性：如果沒有親子廁所，尿布檯、小馬桶，總是設在女廁，日常家務、照顧的主要承擔主要責任仍在女性身上，現代女性依舊在自我實現、經濟獨立與家庭照顧中掙扎。我們認為，國家對於公共托育的思維仍待翻轉。距離托育公共化的完整圖像，我們還有一大段漫漫長路需要努力。
（作者為彭婉如文教基金會研發部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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