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孕母,一個兩難的問題
by 張佳怡
台灣自從1997年代理孕母這個議題被搬上檯面,婦運界就一直有贊成與反對的兩種看法,而歷經五任衛生署長,法案也一直懸而未決,本文將就贊成與反對兩方的說法作一簡單的整合。
代理孕母的自主權
女性主義向來強調女人的身體自主權,因此贊成者認為,要擔任代理孕母的女性,無論是為了金錢或為了幫助不孕婦女,都可以依自己的自主權與想法,作她自己的選擇。而經濟弱勢的女人若可以靠代理孕母這個「工作」而經濟上有所改善,又何嘗不可。
而反對者則認為,代理孕母的費用相當昂貴,以國外的例子來看,大約在新台幣百萬之譜,如此龐大的費用並非人人負擔的起,只有社經地位位階較高的人士才有能力負擔﹔因此,即使代理孕母合法,這樣的制度也不能夠照顧到各個階層的不孕婦女。而願意擔任代理孕母的女性,則是社經地位相對弱勢的女性,很明顯的是有錢人在消費貧窮人的身體。反對者想問的是,中下階層的女性,在沒有其他更好的選擇而因經濟問題選擇擔任代理孕母,這樣的情形是否能算是「自主」?
華人傳統的傳宗接代觀念
華人社會一向有「傳宗接代」的觀念,取了媳婦的公公婆婆也常常會有想抱孫子的念頭,一個嫁入傳統觀念濃厚家庭的不孕的婦女的確會承受很大的壓力。因此贊成者認為,無法生育的婦女將會遭受的強大壓力可想而知,代理孕母的人工協助生殖技術,正好可以彌補這個缺憾,讓不孕婦女也能夠「傳宗接代」。
而反對者則認為,代理孕母的制度會將生育的責任全都推給女性,一個無法生育的女性,還必須藉由科技或另一位女性,為父權家庭傳遞香火,如此更加鞏固了父權體制「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觀念。這樣的科技發展無法解放女性,反而是與父權社會共謀壓迫女性。
代理孕母身體的商品化
資本主義的社會,不可避免地每個人都不停地在被商品化,透過自己的勞力、時間與心智來換取薪資。因此贊成者認為,既然現今社會的個人是處於商品化的狀態,那麼代理孕母為何不能將自己的子宮視為商品換取金錢呢?
而反對者也同意在資本主義社會每個人的身體都某種程度地在被商品化,但是我們究竟要將商品化的界限定在那裡?這是很值得商榷的。如果子宮可以視為一個可以出租的商品,那麼代理孕母因懷孕期間的身體不適、難產的風險是否也能夠換算成金錢?
合約所能規範的權利與義務
有人認為,透過合約的訂立即可規範代理孕母與受術夫妻之間的權利與義務。因此贊成者認為,只要代理孕母與受術夫妻在合約上明定雙方的權利與義務,日後也就不會有太多爭議。
而反對者則指出,身體是一個人非常私密的部分,要如何規範才不會侵犯到代理孕母的人權,本身就極具爭議性,而目前的草案也幾乎沒有提到這個部分,例如:代理孕母若因懷孕而對其身心有重大影響,她是不是可以中止懷孕?代理孕母懷孕期間可不可以有性行為?委託夫妻有權去干涉代理孕母的私生活嗎?代理孕母牽涉的不只是代理孕母的子宮,還包括代理孕母懷孕期間的身心變化,以及代理孕母懷孕期間及生產後與委託夫妻及胎兒之間的關係。而一個為了經濟問題而擔任代理孕母的女性,很有可能在懷孕期間因與委託夫妻的勞資關係而喪失其個人的自主權。種種問題,都沒有完整的配套措施,貿然執行顯然會造成問題。
生育自由與合作生殖
支持代理孕母的女性主義者認為,女人應該有權選擇她們想要的生殖科技,禁止女人當代理孕母賺取酬勞,或是禁止婦女雇用代理孕母,是違反她們的生育自由,這和禁止她們中止懷孕和節育沒什麼兩樣(見 Rosemarie Tong,Feminist Approaches to Bioethics)而更有婦運工作者認為,代理孕母有顛覆父權的潛在能量(陳美華,1999);反對者所擔憂的母職及生育過程被切割,將可以衝擊傳統母職的觀念,女人不必再將懷孕、生產、撫養這三個責任一肩挑,「母親」這個角色將會相當地多元,有卵子媽媽、孕育媽媽、奶媽等,女性也就不必辛苦的必須既生又養。但反對者則認為,懷孕對女人而言是一極其特殊的生命經驗,透過生殖科技,它被將其切割為卵子提供者、子宮提供者及養育提供者,反對者擔心如此一來,子宮工具化的情形將日益嚴重。
不孕的性別問題
記得在「橘子紅了」這部連續劇中,容耀華的大老婆,因為結婚多年都無法懷孕,她認定是自己的問題,而自己主動為先生納妾,取了一個年紀足以當容耀華女兒的秀禾,希望秀禾能為容家生個孩子,也順便能抓住先生的心。而劇情發展到後來,容耀華才藉由西醫的檢查發現,不孕的是他自己而非他的兩任老婆。
這齣戲點出了自古以來女人的痛苦,在古代無法確知究竟是自己或先生造成不孕的狀況下,往往都會認為是女人的肚皮「不爭氣」,而必須默許先生不停地納妾。沒有人會去質疑不孕有可能是男方的問題。而在現今一夫一妻制、醫學技術發達的社會中,即使是男方不孕,也很少有男性願意承認,因為不孕是有損其雄風的,往往都是女性默默地承攬了不孕的社會壓力。
拜生殖科技之賜,代理孕母為不孕婦女帶來了一現曙光。有的人覺得傳宗接代有望了,有的人覺得,終於可以有一個跟自己有血緣關係的後代了。然而「傳宗接代」、「血緣」這些源自父權體制的觀念,如果在現代社會沒有突破的可能,反而是透過生殖科技更加被鞏固,讓女性承受更大的壓力而非解放的出路,這並不是我們樂見的。
(本文作者為台北市女權會執行秘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