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女性法律人對於496顆飛彈的想像
by 陳惠馨
對於今年（2004）3月20日即將舉行的公投是否有必要性，目前在台灣學界有兩種不同的意見，兩種不同意見的主要爭議點在於：中國大陸針對台灣所部署的四百九十六顆飛彈，究竟對於台灣有沒有影響？它是不是一種外力威脅？如果是外力威脅，這個威脅是過去就存在，因此有沒有必要在此時舉行公投？
作為一個長期關懷台灣婦女處境的女性法律學者，我想在此跟大家分享我對於此事的看法。我認為中共對準台灣的四百九十六顆飛彈，就好像是家庭暴力事件中，一個長年威脅要毆打他太太的男性，高高舉起、隨時準備打下去的那隻手，只是飛彈的威脅力比起那隻高高舉起的手是大多了。
在我國家庭暴力防治法還沒有在立法院通過，開始施行之際，台灣有不少的婦女常常生活在他的配偶的那隻高高舉起，隨時破口大罵，準備大打出手的家庭暴力陰影之下，他們為了保命，不受侵害，常常要小心行事，低聲下氣，避免自己遭受家庭暴力，希望在順從於暴力後，施暴者可以放下那隻隨時高舉的手。但是在家庭暴力法通過之後，他們有些人勇敢地走出來，向法院聲請保護令，希望揮去那暴力恐嚇的陰影。
不過我們的經驗告訴我們，家庭暴力受害人想出來聲請保護令，停止家庭暴力之際，他的親人或者朋友可能告訴他，都忍耐了十年或二十年了，再忍忍就過去了。受理聲請保護令的警察先生，或要核發保護令的法官，可能跟受害人說，你既然已經可以忍受十年來這種生活，應該已經沒有必要聲請保護令，有的婦女因為拿不到保護令，不久就在配偶的暴力下死亡或受傷害。
面對中國大陸四百九十六顆飛彈對準台灣的情境，當然比家庭暴力事件複雜一些，因為威脅要毆打太太的那隻高舉的手，有時候會放下來，威脅會暫時解除，而四百九十六顆飛彈是隨時設定好對準著台灣。而且，家庭暴力的受害人是一個真真實實的個人，而台灣卻是由二千三百萬人所組成的政治實體，有各種不同的聲音在這個政治實體中存在著，也因此我們對於要不要提出公投（聲請保護令），需要有內部的討論與確定。
總統根據立法院通過的公投法第十七條提出公投案，就好像那個長年受到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她想請問我們是否要「向暴力說不」，因此在三月二十日當天的公投，對於我而言，就好像那個長年受到家庭暴力的受害人一樣，她要決定是否向家庭暴力說不。她可能不敢說，因為她長年來已經習慣這種在暴力陰影下的生活，在心理層面上，她多年來已經說服自己，對於生活中的暴力威脅假裝看不見，這是她生存的方法；她也可能想要說不，因為她不想要再生活在這種面對暴力的陰影之下了。
過去這段時間裡，我們看到不同立場的個人或團體對於台灣人民提出呼籲，有的主張要台灣人民出來公投，向暴力說不，有的主張公投是沒有意義的，是違法的，沒有必要的。這兩種聲音的出現，正顯示對於是否要「向暴力說不」在台灣是沒有共識的，也因此凸顯出公投的必要性。作為一個長年來關心台灣受侵害者人權的人，我當然會去公投，就好像我會支持那個長年面對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去聲請保護令一般。
（本文經作者同意，轉載於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作者為政治大學法律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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