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離的痛苦與成長 ─兩岸分偶家庭婦女自我認同的轉變

by 王君琳

時間和空間的距離無可避免地使兩岸分偶家庭的婚姻與親子關產生變化，分離引起恐懼與懷疑，但卻也帶來女性自我成長的契機。對分偶家庭婦女而言，分離是一段從痛苦中反省而強壯的過程，隱含著家庭中兩性關係漸趨平等的機會，並從中發覺自我獨立的潛能。

一開始的分離是痛苦的，尤其外界社會的關心，包括婆家對先生在大陸安全問題的關切，以及親朋好友對台商可能包二奶的”善意”提醒，更使分偶婦女們思考婚姻與自我的關係。曾經隨先生派駐大陸後來不適應，而選擇獨自回台北居住的怡芳這樣說到：「其實我知道今天如果萬一有什麼事情，我是最沒有籌碼的人，有的人還有小孩當籌碼，我沒有，你在外面所有的安全，我自己要擔，你在大陸的安全、行為都是我要擔，如果怎麼樣婆家或許會怪我！」然而，分離雖然有「看不見的恐懼」，一個人生活卻也為自己帶來生活與心理上的自主：「慢慢跟很多朋友接觸之後，就會覺得不會好像什麼事情都以先生為主，很多事情會自己作主，要幹嘛就去幹嘛，不會像以前一樣什麼都要問他這樣，做什麼都要問他這樣。」

家庭空間使用的變化則具體表現家庭性別關係的轉變。家務勞動明顯的減少讓她們在家裡有更多時間做自己想做的事，擁有更大的個人空間。

對原本就抱持著獨立思想的分偶婦女來說，先生不在家讓原本受限的家庭生活鬆綁，更可以獨立地依照自己的意願去做事情。從來沒有考慮要跟先生常駐大陸的佩如，認為不管先生在不在身邊，女性都應該要經濟自主，生活自主：「我認為女人婚後還是要工作，自己要有錢……我很享受自己一個人做事情，可以開車、可以騎摩托車，很多事情我都可以自己做，沒有一定要靠他的，像我有一個同學就一定要先生陪她去看醫生，可是她先生要去打球，我就跟她說如果我們一直要等先生等小孩來陪，那我們可能已經都死了」而先生不在家有更多自我愉悅的機會：「現在就是我覺得我有機會、我有時間去作自己想做的事，這是最大的差別。」

那麼，家是否不再是壓迫女人的空間，而是可以得到實際權力的場域呢？

根據分偶婦女日常生活經驗中得知，除了家務的減少，先生回家後主動參與家務是家庭性別分工明顯轉變的部分。主動參與家務勞動的行動顯示出男性開始正視「家務勞動應是家人共同承擔」。離家獨自生活的男性在脫離父權家庭中既得利益者的角色之後，產生反省原有性別分工不平等的可能，並進而改變。在兩性對原有家庭性別分工的省思下，家務勞動的變化是性別關係轉化的實踐之一。

他回來以後我覺得他也變了，我以前雖然不是賢妻良母，但是也是男主外女主內，太太還是做了一些該做的事情，「他自己出來，我覺得以前我們住在一起他很少幫我做家事的，可是那次回來我工作忙，咦，他居然幫我收衣服、做家事的！」

雖然這樣平等分配的家務分工可能只是曇花一現，大部分的分偶家庭之後又恢復到「男主外、女主內」的社會價值，但是分離仍拉出一段空間讓分偶家庭婦女重新思考家庭婚姻與自我實現的複雜關係，認知到女性進入婚姻不等於放棄自我實現，即使一個人也能過生活，也有權力選擇要不要工作。雖然兩性平均分擔家務無法徹底實現，但分離也讓雙方重新思考家務的重要性，懷抱對負擔家務之家人的感謝。如此，家對女人而言才不至成為個人的牢籠，父權家庭的意識型態才有可能真正被終結。

（本文作者為婦女新知基金會研發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