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學者的文化與人生願景

by 邱貴芬

文學藝術在大學系所生態裡通常相當弱勢，因為文學藝術沒什麼「用處」；不過，其實，因為文學藝術「無用」，更凸顯文學藝術之所以為人類文明的標示：文明的進展正是要讓人擺脫為生存所需而掙扎搏鬥，讓每個人都可以充分發揮他的創意和創造力。自由不受現實所羈絆的「無用」的創造活動，正是理想國的願景。所以，我認為從事文學藝術的活動，最重要的不是這些活動有沒有用，能不能帶來立即的效應，而是這些東西是否勾勒了某一種較高層次的文化願景。

願景的產生需要寬廣的眼界。在我一生的行程當中，我覺得有三次的經驗，讓我眼界大開，對我日後有關台灣文化與文學研究的思考有莫大的幫助，而這三次經驗都涉及一個陌生的文化場域所帶來的衝擊。

第一次是高中時從台中負笈到台北讀書。即使台中已算台灣相當大的城市，在都會化的台北，我仍初次感受到所謂的「城鄉差距」，以及不同地域的文化與觀察點的不同。

第二個衝擊是在八○年代初到美國的比較文學碩、博士班就讀，當時台灣猶是戒嚴時期，我在那幾年當中一方面體會種族差異的認同困擾，卻也同時得以一窺「自由、民主」的社會願景究竟是什麼。

第三次是研究教書多年之後到英國劍橋進修一年，這一年讓我深刻體驗在一個具有深邃文化歷史傳統的國家生活，人生裡究竟多了哪些無可名狀的東西？這些經驗讓我更加看到台灣文化缺少的是什麼，我認為那就是一種不是立即可以看到效應，但卻有理想動力、「看得長、看得遠」的文化願景。　　我因此認為與不同文化的接觸，是人文藝術工作者和研究者不可或缺的經驗。跨界是必須的。這或許可以部分解釋為什麼畢業於外文系，又在外文系的領域任教十多年之後，我決定轉至台灣文學研究所開啟另一個人生行程。

所謂的「看得長、看得遠」，也可以轉化到實際層面，用來關照女性學者在學術環境工作的一些問題。

就公領域活動而言，大部分的女性學者通常傾向於單打獨鬥，專注於學術研究，而不太習慣介入組織和機制的運作；相較之下，男性學者對組織運作和權力結構的遊戲規則，大多都具有較高的興趣。由於在成長過程和職場工作期間，往往未留意組織運作的權力面向，女性一旦擔任行政工作，常常手忙腳亂，因為不熟悉遊戲規則而處處挫敗。

文化願景具有高度的理想性，但是實踐過程卻往往涉及相當實際的行政運作，如果女性對體制運作不加留意的話，恐怕在文化願景的塑造和實踐過程當中，只能處於無聲和被動的位置。

另一方面，女性學者通常會被問及，如何在事業工作與家庭生活之間折衝？現代女性當然不一定選擇婚姻的路線，不過，「不結婚」或是「為了事業犧牲家庭」也不一定是女性學者必走的路。只是，我認為女性學者在這方面也要學習「看得長、看得遠」。由於女性生理功能有其生命週期，如果仍想養兒育女，恐怕會比男性更要花多一點心思規劃。

婚姻家庭對女性學者不見得是負數，工作和家庭這兩個不同空間的轉換，往往能夠讓女性在家庭的感情空間裡紓解職場的煩惱壓力，而在職場空間活動，又可以突破傳統家庭結構所帶來的困境和鬱悶。如果兩者一時無法兼顧，我認為女性學者不妨放慢腳步，畢竟，事業的成就和感情、親情的滿足都是一生的事，都需要經營，都需要照顧。女性學者人生的願景，仍需要「看得長、看得遠」，不要囿於眼前立即的效應，而因小失大。

（本文作者為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一九五七年生於台中，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比較文學碩士，一九九○年獲華盛頓大學比較文學博士學位。曾任中興大學外文系教授、系主任、中華民國比較文學會理事長。主要研究領域為文學與文化理論、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台灣小說等。主要著述包括《仲介台灣．女人︰後殖民女性主義的台灣閱讀》、《「（不）同國女人聒噪」：訪談台灣當代女作家》、《後殖民及其外》（麥田出版），主編《日據以來台灣女作家小說選讀》（上、下冊）。曾獲得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感謝本文由天下文化慨允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