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害被害人的司法正義在哪裡？ -有誰看到專家建構下的二度傷害

by 姚淑文

玉美（化名）的事件發生至今已經八年了，性侵害事件對玉美而言，有如揮之不去的夢靨，並且至今仍深深影響她的生活。在訪談中，玉美提到沒有想到事件發生後，要面對問題居然如此的多，而她只想做個人而已，不要做個鬼！當玉美提到這一句話時，頓時我愣住了，然回想玉美在事件後所面對的問題和壓力，以及在訪談中玉美的每一句話，我才了解了玉美的感受，了解她是如何掙扎於人和鬼之間。

受到加害人的傷害後，玉美曾嘗試自殺，差點讓自己真的成為鬼魂。然而存活下來後，玉美的日子還是煎熬。她為了制裁加害人，與司法抗爭八年，經過幾次的更審，至今仍未結束。司法訴訟期間，加害人每次聘請三位辯護律師不斷在法庭協助加害人說謊，讓司法正義無法伸張。而且當玉美將生命意義寄託在司法的正義時，審理過程與結果，卻是玉美生活中最大的影響。玉美自承目前性侵害事件仍將近成為他生活的全部，而其中司法訴訟影響，更是全部的寄託。所以當延續八年多司法歷程，至今仍未得到正義時，對玉美的創傷復原則是影響至鉅。

在保守的工作單位中，只要扯上司法訴訟，就視為「禁忌」，長官為了組織和諧，將玉美遷調他處，玉美在家中雖然有母親的照顧，但是妹妹時常以「家中的罪人」辱罵玉美，玉美只好離開家庭。

不論是在家中或司法單位還是工作場所，大家都將玉美的事情，當作「麻煩」看待，也把玉美當作「問題人物」般避開她。而更讓人難過的是，性侵害迷思的毒害，不僅流傳以上脈絡中，就連玉美本人都身受其害，玉美覺得遭受性侵害後的她，不再完美不再有價值，縱使男友一路陪伴她走來，她來是認為男友不會疼惜一個被性侵害的女人，甚至不斷自責為何被性侵害？為何要提出訴訟？為何讓家人蒙羞？

所以當玉美所言的那個「鬼」，其實就是在性侵害迷思下所建構出的是受害人經驗，讓她只能像鬼一樣生活，像鬼一樣到處遭人排斥，像鬼一樣讓人唾棄，縱然玉美堅強地與這麼多不公平抗爭，不想當「鬼」，尋求一個「人」的生存空間，在性侵害迷思的社會建構下，竟是遙不可及。

玉美期待透過司法的公平正義告訴所有的人：「她是被害的。」，但這些努力的歷程，卻一再啃噬她與家人的心靈。

司法的正義公平是騙人的

當法院通知需要再一次重新審理時，玉美走出基金會門口時不出一聲，那時我和律師也對此深感無奈，沒有人打破這沈默，終於玉美還是崩潰了，她大哭「好恨，好恨」司法對她的折磨。

「……我好恨，為什麼司法這麼不公平，如果現在有人問我，被性侵害了到底要不要告訴，我一定會大聲告訴他，千萬別做傻事，什麼叫做正義公平，都是騙人的。自己能夠過得去，就算了，真的就算了。是我自己傻，原本提出告訴想要那畜牲的醜事被揭發，結果呢？最糟糕還是自己，可是我就是不甘願，我不想放棄，可是我好累，好累，什麼時候會結束嘛！」

訴訟的傷害和生活程度的影響

玉美為解脫性侵害的禁嚳而選擇自殺，當父母親探望自殺獲救的玉美，無法接受愛女竟被傷害得不成人形，她決心向玉美單位投訴，決定報警處理。但司法訴訟開始，是因為身為母親不忍女兒所受的苦而作的決定，玉美了解母親對她的愛，但是進入訴訟後，所有需要去承受的苦、壓力，玉美仍需要面對。原來為了停止性侵害傷害而選擇自殺，如今要面對的卻是更苦。

「我爸媽很明理，我媽媽竟然就堅決告下去，因為我已經沒有能力作決定，去選擇哪一條路，我媽媽就幫我選擇拿起勇氣來，不能讓這種人就這樣逃過。因為我媽媽是愛我的，我不覺得她是傷害我，但是事實出來，我真的被傷害了，可是她是愛我的，她真的沒有意思要傷害我，可是你看發生這種事情，怎麼講，自責一定是有的嘛！為什麼要受到傷害？為什麼要告訴？」

在玉美生命中，打贏司法訴訟是最重要的，所以司法訴訟影響玉美生活的大部分。尤其是在那段司法挫折的階段，玉美幾乎用生命去賭注，司法敗了，玉美就在隔天自殺。那段日子，不僅玉美痛苦，我們都筋疲力盡。

「到現在啊，我覺得性侵害事件還是佔我生命中百分之八九十，因為官司沒解決，沒結束啊！我覺得我還是很敏感，但一個正常的人不會那麼敏感，我以前不會這樣，好像有一點小事，我就為都會先想到壞的，這就是一個負面的影響，我的生活就已經變成這個樣子。」

司法二度傷害

因為一而再，再而三的更審，玉美就不斷出庭應訊，而且不僅玉美本人，連玉美的父母也需要出庭說明。期間還有一位檢察官，開庭次數高達十一次，在不斷問案過程中，我們是又愛又恨，愛的是希望檢察官能調查清楚，恨的是不斷重複問話，傷害一次次的加深。

「比如說要去法院的事，就是我們家前後一星期最悲慘的事情，必須跟律師法官描述，那個痛一次次的講，一次重複，傷害雖然是一次，但是無形的傷害是幾十次，我最怕的就是要敘述當時，還要回想，我又怕說錯，時間太久，那怕我們用心，而且我們又想丟掉它，又想不去想它，對不對，叫你又去敘述時，又必須重新痛一次，最怕就是說要開庭，前三天後三天都很痛苦，就是說家裡面永遠都有這個陰影。」

上法院，那種怕是無法形容的

法庭的莊重嚴肅令人肅然起敬，法官的問案犀利言詞令人畏懼，加害人的恐嚇威脅，更令人擔心害怕，所以出庭應訊是每一位受害者的恐怖經歷。我也曾出庭作證過，也曾在法院被加害人恐嚇威脅過，雖然我不用像受害者一再去記憶案發過程，但我的出庭經驗也曾讓我困擾、退縮過。如今更何況身為性侵害受害者和其家人呢？她們的恐懼確實難以形容。

「第一次去法院時，我跟你講，心臟那種抖，自己都可以感覺得到，為什麼會這樣？還有我的腿也在抖，手也在抖。我想說，為什麼我又不是在說謊，我句句實言，不要怕，我抖到全身無力躺床上，那種怕是無法形容的。後來我就會產生一種恨，為什麼他們發生的事情，我為什麼要跟著受苦？還要上法院，上法院前夕，我整夜不能睡，那個夜好長啊！等到天亮、等到去法院、等到他們叫我時，等等等，你想那種內心的煎熬有多痛苦。我現在心律不整，我就是被嚇的、被緊張、被害怕的。深怕說出一句話，對我女兒就糟了。就算心裏有埋怨，我也不敢說出來，覺得受那種苦是自願的，但又有抱怨，那種心態很痛苦。」

司法制度被認為是社會正義的最後防線，但是對性侵害受害者而言，卻是一個延續受創經驗的機構，受害者在法律之前常會感到孤立、無助（楊大和譯，1995）。在性侵害迷思的影響下，我們通常會對性侵害事件界定為陌生人性侵害才是性侵害，雙方若為相識關係，會對加害人有更多的寬容性，相對的對受害者則有更多的懷疑存在，而這樣的迷思也存在既有的法律制度上。

美國女性學者Cathy Winkler（俞聖倫，1998）在受到性侵害傷害後，共花了七年的時間才將強姦犯定罪，而其認為定罪的關鍵在於當時檢察官的認真，以及自己在法庭上將案發細節詳實描述，並透過電視轉播得到社會大眾的支持下，才能將強姦犯確實定罪。從此案例中，其司法努力過程確實令人佩服，七年的司法判決時間，的確會削弱許多受害者的毅力，並且長時間處於緊張壓力的情緒下回憶，如沒有很好的支持體系，會致使受害者復原之路更漫長及困難。

另外，在加害人面前詳實描述案情，並透過傳媒傳達到社會大眾下，並非每位受害者皆能面對。尤其在性侵害迷思影響下，執法人員無法了解性侵害受害者的處境和感受，不能正確處理敏感的問題和程序，在現代婦女基金會的調查中（1999），許多性侵害受害者的律師認為，目前司法體系除了缺乏保護受害者的軟硬體設備，司法人員更缺乏對性侵害議題的專業知識，而致使受害者在法庭上必須負責舉證工作，並需要說服法官遭受性侵害的事實，而讓受害者不斷重述性侵害事件的細節內容，讓受害者承受二度的身心傷害。

因此司法制度設計的缺陷，讓許多性侵害受害者卻步於司法正義之前，社會大眾的歧視讓受害者不願曝光在大眾面前，以及是否因為受害者本身性侵害迷思內化的結果，讓受害者陷入自責、自貶、自棄的情形而拒絕對外求助。這樣的結果讓性侵害加害人更有恃無恐，為所欲為，形成惡性循環，容許性侵害犯罪行為滋長，無法得到強有力的打擊。

（本文作者為現代婦女基金會副執行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