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樣送別父親

by 蘇芊玲

過了七十歳之後，父親明顯衰老，意志也消沉許多，但去年七月，父親從發病送醫到辭世，僅只短短五天，卻是始料未及。

雖驚嚇哀慟，不能不處理後事。父親生前從沒談過此話題，他也沒有特定的宗教信仰，慌亂之中，我們能用的是身邊最方便的資源，經人介紹一個在地的殯葬業者，將父親的遺體送至屏東殯儀館，弟弟的友人也協助請了師父來幫忙超度和誦經。

我從台北搭機趕到殯儀館時，小小停屍間內，擠了一、二十人，七月南台灣澳熱的天氣，淚水夾雜涔涔而下的汗水，讓人幾乎虛脫。自行逃脫病痛和可能癱瘓的父親，熟睡般的面容恬適安祥，是唯一令我們稍感安慰的。

位於屏東市郊的殯儀館，荒涼淒清，從小就是一個令人畏怯的地方，隨著都市的發展，狹窄空間早已不敷使用，多年來聽說市公所有意搬遷，卻因屬意之地附近居民的反彈而久無進展。老舊破敗的殯儀館未能除役，只好拖著老邁之身，日日年年為屏東鄉親送終。父親能被放置於室內，已是幸運，後來見到許多往生者，只能在走道或棚架下暫厝，更覺哀戚。

當天深夜，父親遺體被放入我們自己租用的冰櫃，此後一直到告別式那天，我們每天都去那間「單人房」上香、瞻仰遺容，並唱歌給父親聽。在極為有限的條件中，我們努力創造著親切人性的氛圍。

在初始的驚駭之後，家人稍稍定下心來討論告別式的種種事宜，此時，殯葬業者扮演了重要的意見提供者的角色。我們找來的業者是由兩兄弟共同經營的，兩人都是淳樸的鄉下人，有趣的是，同一件事，兄弟倆常給出完全不同的訊息，一個說該這麼辦，另一個卻說不宜。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慢慢明瞭，我們家人想要怎麼送別父親，才是最重要的。別說我們是父親最親愛的人，應有最大的決定權，再加上如果所謂的習俗不過是「各說各話」，又何必讓一輩子愛好自由、不喜受拘束的的父親，被無謂地綑綁束縛呢？

有了這個體悟，事情就簡單多了。母親決定將父親火化，在看過市區幾處廟宇納骨塔之後，我們決定將父親安置在市郊公立的「歸園」，它位處廣大田園之中，四周遼闊，綠意環繞，前可遠望家園，後有高屏溪相伴，應是父親喜愛之處。至於告別式的時間，記得過去我們姊妹兄弟結婚時，不迷信的父親總說星期假日就是好日子，我們因此選了隔週的周六為父親舉行告別式。日子定下之後，接著就得準備訃聞、通知親友了。

因為多年接觸女性主義的關係，週遭有許多深具性別平等意識的朋友，日常生活和婚喪喜慶中的性別問題，是大家經常討論的話題。雖然如此，我自己卻是一個不太重視節慶禮俗的人，對婚喪喜慶諸多規矩，一向都不怎麼熱中，能免則免。近幾年來，隨著年紀增長，身邊一些朋友開始為她們的父母親辦理後事，也會分享其中的種種經驗與思考，私心裏我希望自己永遠不需要面對這樣的事。

在辦理父親的後事時，我才開始認真地想，我可以做出什麼改變，來實踐一向深信的男女平等？首先我想到，在舊式的訃聞中，如果男性先走，還在世的女性配偶就會被寫成「未亡人」；如女性先走，男性卻不會這樣被稱呼，而子女晚輩也都得按照性別被清楚區隔。和母親、姐弟們商量過後，我們決定改變這個陋俗，在父親的訃聞中，母親署名「愛妻」，我們姊妹兄弟則按排行同放在「子女」欄，我們的小孩也不分內外孫和性別，全都在「孫子女」欄中一一列名。在訃聞中，我們另外夾了一篇名為「送別」的文章，告知親友們父親最後的歷程並分享我們對他的懷念。

訃聞一發出，眾多親朋好友或來電慰問，或親自前來致意。一天，有個長輩來到家裏，沒坐一會兒，就拿起一支紅筆改起訃聞，邊改邊說我們通通弄錯了，內外孫怎可放在一起等等……。我們當然是不為所動，維持原案。另外，居喪期間必須戴的孝，我們也全部一視同仁，無分兒子女兒，都是同一款式。

告別式當天，在靈堂的布置上，屬於家人的輓聯部分，我們捨棄制式的詞句，由每一個人寫出一句自己最想跟父親說的話，請葬儀社用長條白布寫出，再一幅幅掛起。樂隊演奏的音樂，也由我們自己挑選並提供樂譜。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原本大家說好，答禮時我們不要如一般告別式，男嗣一邊女嗣一邊分開站，而想按排序，姐姐和我兩家人、兩個弟弟兩家人各站一邊，這樣兩邊都會有男有女。傳統告別式中，家屬答禮時，通常都先男性後女性，而來弔祭的親友也經常只趨前向男性家屬致意，忽略掉女性。沒想到葬儀社事先忘了跟司儀溝通好，當天臨場司儀一聲令下：「請男嗣站到右邊，女嗣到左邊」，我們一時反應不及，只好照做。

告別式之後，父親的遺體隨即火化。原本師父指示應直接送往「歸園」，但因父親發病送醫後，還沒回家過，我們因此婉辭了師父，由家人自己捧著骨灰，先帶父親回家一趟，讓他全家上下到處繞了一圈，還在床上躺了一會，然後再一起送父親到他的新家「歸園」。一家三代十多個人，每人手上拿著一朵鮮花，為喜歡音樂的父親唱著一首接一首的歌，我們也事先把想說的話一一寫在弟媳親手做的卡片中。在歌聲中，我們將卡片、一付老花眼鏡、一本歌本，以及一本雜誌，留給父親作伴，與他暫別。

回程中，母親有感而發，交待我們：「將來我走了之後，你們姐弟就把爸爸和我留下的東西平分成四份，留做紀念。」我跟母親說：「可不可以分成五份？除了姐弟四人，一份給小弟媳。」前幾年，小弟和弟媳搬回屏東定居，父母逐漸年老的這幾年，都是他／她們兩人在照顧，對父母親而言，這個媳婦有如另一個女兒。對這個提議，母親欣然同意。

我很慶幸，自己可以用最自然溫馨的方式來送別父親，不必像許多女性朋友所經驗的那樣，結了婚的她們，在娘家父母的後事中，不但沒有參與意見的權利，還經常被當成外人，帶給她們莫大的無奈和傷痛。我相信，有關葬禮的習俗，應該扮演的是引導和協助的角色，而非區隔男女，傷害人性。

（作者任教於銘傳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理事長）

（本文發表於《大年初一回娘家》，女書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