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性侵倖存者創傷知情,開啟服務新視角

by 廖書雯

楔子一:

費利蒂醫生於80年代為屢次減重失敗的病人企圖找出根本原因時,一次口誤問題:「妳第一次發生性行為的時候有多重?」當得到的答案「18公斤」與接續的回應:「我那時候4歲。是跟我父親。」於是費利蒂醫生開展了童年逆境經驗的研究![1]

創傷知情概念普遍運用於助人工作者服務,建構無暴力且學習合作的處遇文化。Photo by Hannah Busing on Unsplash

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提出的童年逆境經驗(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簡稱 ACEs)及其他相關研究都指出,童年創傷與成年後的各種身心狀況有關聯。而從中我們瞭解到在成長環境過程中,若有對兒童正面的影響,諸如懂得創傷知情的老師和良好的社會支持系統等,這些因素都將可改變「創傷經驗」對這些兒童造成影響的程度。

楔子二:

為什麼她不反抗或大叫?為什麼她不記得回家的路?為什麼性侵害的記憶經常是零碎和混亂的!

性侵犯對受害者的創傷影響;整個社會仍然不了解受害者對性侵的反應。這些誤解在法律系統中仍繼續存在,這將導致對受害者和倖存者的司法不完善,也被稱為性侵犯案件的「正義差距」。我們認為,可以通過更具理解創傷信息的刑事司法系統與政策來解決部份的問題!

缺乏理解創傷反應,引發民眾對性侵受害者的誤解

絕大多數案件中,性侵犯審判中的受害人證人是主要的證據來源,因此她的證詞至關重要。然而,正是在如何聽到,接受和理解這一證詞(包括被誤解)的過程中,刑事司法系統處理性侵犯案件的許多困難才出現。這是因為許多誤解來自仍然普遍存在的刻板印象與迷思,這些迷思常見是對創傷反應的不甚理解,以及在創傷事件的回憶中,明顯不一致的錯誤假設而引起的,因而導致人們錯誤地認為受害者證人證詞缺乏可信度及可靠性。

缺乏理解創傷反應,引發民眾對性侵受害者的誤解。Photo by Anastasia Sklyar on Unsplash

創傷知情概念普遍運用於助人工作者服務,建構無暴力且學習合作的處遇文化

近年來創傷知情(Trauma-Informed)的概念在助人工作的各領域,如社工服務、心理 輔導、學校教育、矯治系統,甚至在司法和警政系統都有越來越多的討論與應用。而「知情」 意旨 「具備知識」,專業助人服務(不論是特殊化服務或是支持性服務)輸送前,需先瞭解何謂「創傷」,並理解創傷倖存者所展現的「適應行為」,嘗試從個體的安全、選擇與控制感介入,希望能建構以個案為本的服務取向,沒有暴力的、且為學習的、合作的處遇文化(treatment cultural)。

台灣防暴聯盟自 2019 年取得國際警察首長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efs of Police,簡稱IACP)的同意,翻譯與使用國際警察首長協會的培訓影片,期望警政司法單位注意創傷神經生物學、性侵害迷思和性別刻板印象對調查的影響,以及因應受害者創傷所需的調查策略與知識,提倡以受害者為中心、以創傷知情的方式應對性犯罪。2020 年防暴聯盟再與暨南大學家庭暴力研究中心開始在北中南三地推展「創傷知情」概念 ,帶領參與者討論在台灣實務場域推行的可行性,深化參與學員對創傷知情概念的認知,並延伸到各場域當中實踐,也欣見「創傷知情」概念日益被看見,許多單位也紛紛開始辦理相關課程。

創傷與暴力知情實踐,開啟服務新視角

防暴聯盟並於2021 年培力種子講師共同彙編「創傷與暴力知情照護實務手冊」,依不同專業服務領域類型編寫「創傷知情照護」在台灣場域的運用,彙整本土化發展的相關專業資訊。同時將於2021年10月29日辦理「服務新視角──創傷與暴力知情研討會」,邀請國內外專家進行學術與實務的分享,並提出「創傷與暴力知情照護實務手冊」主題的發表與討論,期望能強化參與學員跨領域的知能建構,理解創傷與暴力知情在保護性工作的整合性服務內涵。此次研討會更重要並聚焦的是:創傷與暴力知情的在地實踐於兒少安置、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等領域的應用。

創傷知情就像戴上一副眼鏡,透過創傷知情的眼鏡,無論我們知道或不知道他人的個人歷史,都有助於我們敏感地與人互動,創建友善與復原的社會。

更多資訊在台灣防暴聯盟 創傷知情專區

[1]參考:《深井效應》:妳第一次發生性行為的時候有多重?「十八公斤」

(作者為台灣防暴聯盟祕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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