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疫情促使日本貧窮、勞動、性別暴力問題白熱化

by 周于萱

前言：2020年12月1日下午，日本北海道大學公共政策學院（公共政策大学院）舉辦了一場線上論壇「新冠肺炎時代的勞動、福利、社會共聲：非典型勞動者、外國人勞動者、性少數（コロナ時代の労働・福祉・社会共生：非正規労働者、外国人労働者、性的マイノリティ）」，邀請大學老師及非營利組織工作者來分享日本在 COVID-19 的衝擊之下，勞動條件以及社會福利所遇到的困難及現況。

首先由日本北海道大學公共政策學院的老師 Hyunjoo Naomi Chi（池 直美 ヒョン周）開場，介紹參與論壇的3名講者，分別是現為北海道大學講師及 HOTPLUS 非營利組織理事的藤田孝典、POSSE 非營利組織的代表今野晴貴、POSSE 外國人勞動支援中心的岩橋誠。3人曾經在 2019 年來台，參加由台灣勞動者協會舉辦的「勞動彈性化下的工人運動：東亞經驗交流」國際研討會，分享日本非典型勞動者的處境並且與台灣、韓國、香港的勞工團體交流。

本文主要為論壇活動紀錄，筆者亦分享在台灣的觀察。

女性受影響甚鉅 社會問題浮現

藤田孝典首先說明，這次的疫情使得日本原本就有的社會問題更加嚴峻：包括勞動問題、貧窮、騷擾、歧視等等。為了因應這樣的狀況，日本的工會、非營利組織、學者、記者自發組成網絡進行倡議及個案協助，一方面是組織及地區間的訊息互通有無，另一方面也希望貢獻自己的力量來協助處理個案問題，並且據此提出具體政策建言。

他們發起免費電話諮詢服務，接住焦慮的情緒、轉介資源給民眾，協助解決居住問題、緊急危難問題、勞動問題、借貸問題等。這個免費的電話諮詢服務從2020年6月開始，馬上接到許多民眾的求助電話，希望能夠盡快恢復原本的生活。他們發現，絕大部分的日本人面對的問題，是勞動問題引起的生活貧困：因為失去工作而失去收入，原本的生活狀況就缺乏儲蓄，因而陷入貧窮的狀態，又再因為疫情的關係找不到工作而陷入惡性循環。這次疫情的爆發，使得過去人們未能看見的勞動與社會福利的漏洞，因此浮上檯面。

女性非典型勞動者的困境

從諮詢電話的統計數字來看，會發現女性諮詢者非常多，主要是以餐飲業、零售業、旅宿業、觀光業的這些女性參與的非典型勞動產業[1]為主。相較於男性非典型勞動者主要是製造業，在這次疫情下不同性別面對的問題有很大的差異。藤田甚至大膽預估，今年上半年至今之所以沒有出現大量的貧困問題，主要是因為還有就業保險的失業給付，在失業給付領完之後，年底可能會有大量的女性貧困者。

他舉例，一名 20 歲左右的A女是派遣工，在汽車工廠工作10個月，但今年6月底卻發生派遣契約到期未能續約的狀況。她的派遣公司單方面把原本一年的契約改成三個月一簽的短期契約，而且自從 6 月日本疫情更嚴重之後，她就沒有再獲得新的派遣工作；一名30歲左右的B女是派遣工，在旅行社工作，因為導遊工作受到疫情影響被禁止活動，沒有工作而失去收入；70歲左右的C女是計時的清潔人員，因為疫情要求企業暫時休業，從3月開始沒有收入，丈夫又在住院中，不確定自己是否可以申請政府的「生活保護」，對生活充滿了不安。這些都是身在日本確實面對的狀況。

低薪、零儲蓄、單親的女性可能陷入貧困

從政府的統計數據來看，2018 年日本的平均薪資是年薪 441 萬日圓，但若分別以男女來看，就會發現其中男性年平均薪資 545 萬日圓，而女性年平均薪資只有293萬日圓（日本國稅廳 2019 年資料）。此外，若以儲蓄來看，兩人以上的日本家戶沒有儲蓄的比例，從 1995 年的 7.9%、2005 年的 23.8%、2010 年的 22.3%，成長到 2017 年 31.2%，零儲蓄的家戶比率越來越高，顯示家庭若遭遇變故能夠因應的能力越來越薄弱。此外，單親貧困也是益發嚴重，在 2018 年，單親家庭的貧困率已經高達 48.1%。以高齡單身者來看，單身高齡男性獨居佔 36.4%，而單身高齡女性獨居的比例則高達 56.2%。2012 年日本經濟新聞社報導指出，20-64 歲獨居的女性，每三人就有一人是貧困狀態，而相對貧困的單身女性比例則高達 32%。

這些數字都顯示了日本的女性不論年齡、不論是否結婚，都在一個生存相對困難的位置，缺乏社會安全網、缺乏政府的協助，當家庭失去功能，這些女性就直接往下墜落。2020 年 10 月日本自殺人數為 2158人，其中因為疫情而過勞自殺的也有，也有因為疫情感到無法承受而選擇離開的人，其中男性相較於去年同月比起來增加 21.3%，而女性相較於去年同月則大幅增加了 82.6%。因為對未來感到不安，精神疾病的患者人數也持續增加，從 1999 年 204.1 萬人到 2014 年 392.4 萬人，在艱困的生活環境下使得人們的生理心理狀況都受到傷害。

保育員、照顧服務員也受影響

POSSE 的理事長今野晴貴從 COVID-19 帶來的勞動問題分析開始談起，主要是非典型勞動者（派遣、約聘雇等）原本遇到的問題在疫情的影響更加惡化，而社會福利制度並未能組成社會安全網接住這些人。他們也提供了電話諮詢的服務，光是2月到7月總共就接到了超過2,800通諮詢電話。其中詢問最多的是關於政府要求暫時休業相關規定及作法的詢問，其次則是因為疫情而遭到解雇、取消錄用等狀況。來電尋求協助的人，以雇用型態來看，超過一半以上都是非典型勞動者居多（64.5%），以性別、年齡、職業來看，分別是女性 60.7%、男性 28.1%，最大宗是 30-49 歲，服務業（零售、餐飲）。

除了藤田孝典提到的非典型勞動者之外，也有相當高比例的保育士（對應台灣托兒所的「保育員」）來電詢問，主要是因為疫情的關係，日本政府要求照顧機構包含托兒所都要暫時休業。然而，依照日本勞動基準法的規定[2]，若是因為雇主方的問題而停工時，在休業期間雇主須支付平均工資的 60% 以上作為停工的補貼（稱之為「休業手当」）。但是這些保育員並沒有拿到補償，也沒有獲得任何公司的說明，因此湧入大量的諮詢電話。

即使政府給津貼，也照樣開除員工

為了因應疫情帶來的企業衝擊，日本政府緊急放寬「雇用調整助成金」（雇用補助款），鼓勵企業繼續僱用，減少失業。在一般情況下，申請雇用補助款的中小企業可獲得休業津貼的 80％；緊急應對期間若公司沒有解雇員工，補貼額可以再提高到 90％。即使如此，許多企業仍然不申請雇用調整助成金，直接開除勞工。日本政府緊急推出的這項政策，無法有效穩固現有的雇用關係。此外，日本厚生勞動省（相當於台灣的勞動部）不停宣導勞動基準法中的停工補貼 60%，卻完全忽略了民法上可以求償 100% 的薪資所得，再加上公開表示「疫情爆發不可歸責於企業」（突然想起台灣勞工團體及工會在推動「防災假」時，勞動部的說法），以對企業比較有利的方式來詮釋疫情，溫情呼籲企業應繼續雇用勞工，完全沒看見現實中勞資關係的權力失衡。

例如日本的薩利亞沒有申請政府提供的雇用調整助成金，自己訂定了公司的特別休假制度，相較於政府給的休業支援金，薩利亞一律只給員工一天 2,000 日圓（約合台幣 540 元），僅僅是政府提供補助的一半，藉此減少公司的支出。KONAMI 集團下的運動中心，主要員工皆為時薪制工作人員，在政府要求全面臨時休業時，這些員工也完全沒有拿到任何補貼，其中有一位員工是扶養三個孩子的單親媽媽，她在別無選擇的狀態下只好請自己的有薪休假，然而有薪休假兩週就用完了，她只好先挪出一個月的生活費來用，還有孩子的學費要繳，使得她陷入左支右絀的狀態。

企業不配合防疫，賺錢第一、依然故我

對員工來說，要拿到休業支援金困難的地方在於，勞工必須透過企業才能申請休業支援金，雖然後來政府也開放由勞工自行申請，但企業不一定願意配合勞工的申請來協助提出證明，政府的給付水準也有很大的落差。對勞工來說，支援金的申請很麻煩，也很難申請到足以度日的金額，再加上日本傳統文化對於「不要給人添麻煩」、「求助是弱者」的想法，使得申請的人更少。而且，企業是否誠實依照自己的需求，來申請使用政府補助，也沒有任何監督查核的機制，很有可能會發生濫用的情形。

為了防疫，日本政府提出防疫政策包括：三密禁止（密閉空間、密集人群、密切接觸）、遠距工作（テレワーク）、錯開上下班時間避免密集通勤接觸（時差通勤）。但同時也有企業趁著其他同業正在休業的時候搶客，使得非典型勞動者更陷入危險工作環境。例如大型連鎖咖啡店品牌Cafe Veloce，在絕大部分餐飲服務業休業的時候逆勢開業，以平常時期同樣數量的員工，接待大量的客人（因為其他同業正在暫時休業），甚至有加盟店的勞工抱怨「公司把利益看得比人還重要」。

然而也還是有企業完全不顧防疫措施，逕自要求員工繼續工作。像是知名集團 KDDI 旗下的服務外包中心 Evolva，超過 100 名接線服務員被迫在大廈高樓層、無法開窗通風的辦公室工作，而且接線服務員座位距離僅1公尺，座位之間並沒有使用間隔板，也不強制要求配戴口罩及酒精消毒，再加上客服耳機是共用的器材，感染風險非常高。

用過即丟的女性與非典型勞工

這讓人想起在 2017 年及 2018 年台北的勞工影展中，日裔的深田志穗導演以鏡頭紀錄日本街頭《用過即丟的工人》。這些女性和非典型就業勞工同樣在職場上努力，付出同樣甚至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卻僅僅因為是女性、因為是非典型勞動者，而無法獲得相較於正職員工穩定工作的承諾（契約）、無法投保社會保險、無法掌握自己的人生，只能憑運氣在不同的職場輾轉流連、勉強糊口度日。當然，在日本的正職員工也經常是高壓、高工時的狀態，也正是因為看到離開正職工作之後，害怕會成為更辛苦更不穩定的非典型勞工，因此在職場上只能拚上性命更佳努力、戒慎恐懼，因為這樣的想法導致日本因為工作而過勞、自殺、憂鬱症等狀況也不少。

日本過去的勞動制度以「終身僱用制」和「年功序列制」為原則，只要錄取某間公司，就宛如拿到一張成為人生勝利組的門票，公司會照顧你一輩子，按照年齡年資升職，只要不犯太大的錯誤，被公司開除的機率趨近於零，而勞工同時也會認同公司，以自己終生奉獻給公司而感到驕傲。然而，這樣的制度從90年代後期開始大幅鬆動，使得家中男性的收入逐漸無法支應家庭支出，女性也開始離開家庭進入職場，但是照顧重擔仍在女性身上，企業為了壓低成本而開始大量使用非典型勞動者，而這些人就是企業遇到困難時第一個捨棄的棄子。

台灣雖然受疫情影響小，仍有弱勢勞工被遺忘

台灣在政治解嚴（1989年）後，因為經過婦女新知基金會與其他婦女團體、勞工團體一起努力，女性的勞動權益在法律上有了飛躍式的前進：《性別工作平等法》規範職場性騷擾處理機制、雇主的防治責任及處理義務、保障工作權、不能因為年齡性別等因素有所歧視、生理假、產假、育嬰留職停薪……等等，經過了12年的倡議，終於在2001年立法三讀通過，隔年（2002）的3月8日母親節實施。然而，台灣並沒有因為立法通過，性別平等瞬間進步一百年。

當我們回頭看近幾年的職場性別問題，便會發現，相較於30年或50年前，我們可以很驕傲地說我們確實向前邁進了一些。以前遇到問題求助無門，現在則有《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可依法處理。但仔細看現在台灣女性勞工及多元性別／性傾向勞工的實際處境，婚育歧視、性騷擾、性別歧視仍在發生。

今年台灣雖然受疫情的影響較小，但是今（2020）年四月酒店、舞廳突然接到政府通知必須停業的通知，而且幾乎沒有配套措施，使得因停業而失去收入的工作人員也因此陷入經濟上的困境。從這點來看，台灣也有些地方似乎與日本情況相似。不過因為這一波的酒店舞廳停業，台灣政府也促成了一群年輕的從業人員站出來組織成立工會，很期待年輕的工會能夠善用法律工具來改善產業處境。

（作者為婦女新知基金會倡議部主任）

[1]本文指的「非典型勞動」包含勞動派遣、勞務承攬、業務外包、部分時間工作、電傳勞工等。

[2]第二十六条：使用者の責に帰すべき事由による休業の場合においては、使用者は、休業期間中当該労働者に、その平均賃金の百分の六十以上の手当を支払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