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

by 范情

某次演講，我以美國婦運健將葛羅瑞‧史坦能的一句話：「女人越受高等教育，自信心越低。」這個悖於常識的名言，詢問聽眾觀點，有人舉手反問：「那老師，妳呢？」

問得好。

七零年代末，進入大學教育菁英殿堂的我，對於知識典範雀躍心儀，卻常感惶惶然，找不到自己認同的對象與位置。那時唸新聞系的女生是男生的兩倍，工作場域中則是反過來，老師們或許因此有「現實」與「愛護」學生的考量。系主任曾召集還是「新鮮人」的女學生，希望勸退我們，快快轉系。爾後，即使教學嚴謹認真的老師，對「有潛力」的男同學翹課、瀕臨不及格，仍期望殷殷，希冀傳承擔負改革媒體社會的重任；對女學生雖然親善，卻不諱言，女學生雖較努力，他對男生要求、期待較高。

新聞系的教學嚴謹充實，但惶惑中我也選修了不討厭的「教育學分」，也許從事大家期盼的「女性」職業─老師，未料某次課堂上，老師鼓勵女學生把筆記抄好，目的是以後可以當嫁妝。

原來追求知識理想的「未央歌」，從來不是為女學生而唱，我看不到一個女大學生在大學殿堂可以立足的地方，而大學生男女聯誼交往的尊卑儀式、氣氛，教我更不適應大學生活。

現在從事性別教育的我，當然能解釋，這是學校再製了社會文化的性別位置。但是當時沒人談過「女性主義」，所有老師皆男性的處境(我大四時，才有一位女老師)，沒有典範，求學的熱情乍燃又熄，如何在這樣「不利」女學生的氛圍中突圍？如何抵抗週遭阻礙、反挫的耳語，讓我依然保有追求專業知識的信念與對自己的信心？

我想是那個不把我當「女孩」養，肯定我，鼓勵我和男生一樣學習，追求學業成就的家庭教養和六年中學女校的學習經驗。我開始自尋出路，平衡不適。大二時讀到呂秀蓮女士的《新女性主義》，「先做人，再作男人或女人」，讓我回歸為「人」，暫時安置了「女性」身份；搜尋閱讀前輩經驗，但可參考的女人傳記有如鳳毛，我找到了志文出版社翻譯的西蒙波娃。一直到八零年代初，帶著疑惑畢業，偶然與巧合，那年夏天遇見「婦女新知」，讓我自然地接觸女性主義，又不自覺亦步亦趨追隨台灣婦女運動。

很難想像，如果沒有那年夏天。
如果沒有走進家鄉淡水小鎮的英專路上，賣「異議」性書籍的小小書店，
如果沒有看到小小開本、樸實兩色印刷的婦女新知雜誌，
如果沒有動手翻閱，
如果沒有字裡行間的撼動及雀躍……。

她像許多曾經走在同樣道路上的前輩母姐，以溫暖的手撫慰心靈，滿足新知渴求。她也像個引信，牽動我潛藏內在、不安於室、蠢蠢欲動、被壓抑的作亂因子。我開始參與婦女新知雜誌社辦的演講、座談會，認識臺灣婦女處境、世界婦女運動，也成了婦女新知雜誌的支持訂戶。

三年後我背起行囊到美國唸書、開眼界，發現女性主義遍地開花。創意的思潮，顛覆的觀念，翻轉多姿的火花，教人頻頻驚豔，心動，也給我許多衝擊。女性主義不是我的本科，卻是我在國外重要的學習，我開始探索西方女性主義思潮。而家鄉定期寄來的婦女新知雜誌仍給我許多慰藉，至今印象深刻的包括簡扶育女士所拍攝，退去商業消費包裝，看得見「女人」的照片；王瑞香女士的「一個女人的感觸」，獨特幽默又細膩清晰的女人聲音，常在幽微中見真章；以及顧燕翎女士理路明晰，健朗英氣的婦女運動論述。

八零年代末，解嚴前、後，婦女新知雜誌與數十教會、人權團體發起拯救雛妓的華西街大遊行，啟發了我的論文靈感，我的碩士論文比較分析國內兩大報在報禁解除前後，對雛妓問題及華西街遊行之報導。

回國正值九零年代，曾經一路影響我的前輩舊識，也是婦女新知發起人之一的鄭至慧女士引介，進入婦女新知基金會工作，親炙婦女運動。

曾有婦運前輩問我，為甚麼參與婦運？為什麼到婦女新知基金會工作？我想起我的碩士論文，想到大學期間到台東採訪，做過的關於「雛妓」問題的報導。當時是追求「社會正義」的信念，以及去國多年，想了解台灣社會，讓我不止於是個女性主義受惠者，也願意參與改變社會。而基金會的工作似乎新鮮有創意，也是一個考量。

當時台灣剛解嚴，媒體開放，願意開發多元觀點，婦女運動也把握機會在大眾媒體發聲。為了努力爭取媒體發聲機會，曾經晚上在辦公室挑燈夜戰和夥伴研討，早上到電視台晨間電視節目講女性工作權益。

媒體的邏輯不一定有利婦女。一九九一年春，社會醞釀引進外籍女佣，解決婦女家務、育幼、托老勞務，婦女團體中，只有「婦女新知」反對。反對的理由是，政府開放外籍女佣只是把托育、家務問題丟回給個別家庭及弱勢國家的女人，未能改變刻板的性別分工，也延宕了政府制定讓女性普遍受惠的婦女政策。可惜「衝突性」是媒體看重的新聞價值，媒體喜歡從「女人和女人的戰爭」角度報導，難免使問題失焦。那一陣子，媒體上喧嘩過的還有中國小姐賓館「赤」足事件，重新思考「選美」活動的商業性、及對女性的消費；華航空姐受到醫師檢查性騷擾疑雲，讓女性重視醫檢環境中自己的權益，也再次釐清「性騷擾」議題。

另外，悄悄無聲的革命也在各地蔓延。婦女新知出版具國寶價值的「女書」；全台推廣婦女法律意識；大學校園內的女教授、女學生開始集合、結社；和年輕的女學生辦憲政改革活動，突出女性在憲改中的意見；在社會政治改革議題遊行中爭取獨立發聲，不讓女人的聲音再被稀釋；推舉第一位婦女團體代表陳秀惠，參選民進黨不分區市議員，藉選舉的場子推動婦運。

台北都會中心的第一線運動經驗，讓人的學習、能量急速壓縮、燃燒、爆發，資源貧乏的婦女運動也讓婦運前輩屢屢以「犧牲」兩年，再做其他打算勸勉，當時婦女運動像是游擊戰，誰也不知道明天在哪裡，以後會怎麼樣。鄰居疑惑地問我，有薪水嗎？政府機關人員挑釁或關懷的質疑「你認為婦女新知是成功的嗎？」記得當時我的回答是，她還能存在（沒被消滅），就是成功。看似卑微的企求，卻說明作為婦女運動團體夾縫中生存的處境。

一年四個月後，我離開婦女新知基金會秘書長工作，到美國喘息並結婚，但運動的細胞像烙了印一般，從此進入我的生命。回台後遷居台中，在慌亂的尿布、奶瓶、教學生活中，還是無法忘情地加入台中市婦女新知協會，也感受婦女運動的區域性差別及自己的能力與時機侷限。而前輩友人彭婉如女士事件如一記悶雷，我想，應以校園為基地，扎根婦女、性別教育。近五年在台中推動女性影展，資源從無到有的經驗，也讓我體會世界從來都是由少數人改變的。

多年來，運動的場域從媒體到校園，也到日常生活中。婚姻家庭生活肌理中，切膚感受女性在各種角色中的處境，不斷地在不同的聲音中拉扯、做決定，女性主義再次成為我的煉金石。此時女性主義不是殿堂的知識，是市井巷弄中活生生的體味，我看到賣菜的阿婆，每天在兩個餐館打工的阿姐，她們都是女性主義者，都是在夾縫中生存，都很有力量。我拉進知識地圖和人間的距離，以生活經歷闡釋女性主義，也在不斷嘗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於今想來，如果沒有認識女性主義，我的生命不會那麼有力，特別是面對冷不防跳出來要女人「認命」、「認份」的習俗、制度和人際網絡；如果沒有參與婦女運動，我的生活不會那麼多滋多味，結識那麼多精采有趣的夥伴；如果沒有「婦女新知」，我的後半生要重寫。

（作者為東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