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參選，從基層社區出發

by 彭渰雯（綠黨）

壹、 前言：從數字看女性（透過選舉）的參政概況

女性參政一向是各國婦女運動的重點目標之一。早在1789年法國大革命時，女性就開始爭取平等的參政權，時至今日已經超過兩百年。女性表面上雖已擁有平等的選舉與被選舉權，但在正式的「政治」體制內卻仍是少數。從最簡單的數據來檢視，1991年全世界女性國會議員的平均比例是11％，婦運歷史悠久的歐洲國家平均只有12.5％；即使在女權運動最盛的美國，1997年8月新任的535位國會議員中，也只有59位女性，佔比例11.03％。

台灣的情形當然也好不到哪去，除了現任（1994年當選）台北市議會的女性議員佔23.08％之外，女性不論在中央或地方層級議會的參政比例，都不到五分之一，各級政府首長的女性比例更低於十分之一。至於最基層的里長，性別不平等的情況就更嚴重了，以首善之區台北市為例，在435位現任里長中，女性只有39位（其中又有兩位女里長在1995年過世），比例不到9％（參見表1）。

表1：台灣各級民選公職人員女性人數與百分比

年別	類別	總數	女性人數	女性比例
1996	第三屆國代	334	61	18.26 %
1995	第三屆立委	164	23	14.02 %
1994	省長及北高市長	3	0	0
1997	各縣市長	23	3	13.04 %
1994	台灣省議員	79	15	18.99 %
1994	台北市議員	52	12	23.08 %
1994	高雄市議員	44	6	13.64 %
1998	各縣市議員	890	154	17.3 %
1998	各鄉鎮市長	319	16	5.0 %
1994	鄉鎮市民代表	6317	937	14.83 %
1994	台北市里長	435	39	8.97 %

女性里長比例之所以比女性議員、立委的比例還低，牽涉到婦女保障名額制度、政黨提名比例以及基層的父權性格較重等諸多原因。這樣的情形並不令人意外，因為女性參政本是由女性主義者及菁英知識份子「由上而下」推動的概念。即使在女性參政率最高的北歐，其區域級（regional）的女性比例也比地方級（local）多出近十個百分點。

但是，隨著社區主義和婦女運動在台灣的努力，以及大家對「專業里長」的期待，未來的女性里長比例，是有可能大幅提高的。

因為近來，許多關於社區婦女的相關研究都指出，女性參與社區的模式，已經逐漸顯現其主體性，與以前國家透過「媽媽教室」進行由上而下的動員模式，有很大的不同。例如組織袋鼠媽媽讀書會來分享心情並自我成長、家庭主婦參與主婦聯盟等婦運社團、或是競選學校家長會會長位置、甚至參選里長等。

當婦女在社區參與到一定程度，就必然面對社區內權力分配的問題，認識到掌握資源的必要。本土婦運人士亦有鑒於女性在社區內扮演“服務者”、“執行者”的已久，為了鼓勵社區女性走上檯面，擔任決策與發言的角色，而喊出「婦女是最專業的社區經理人」的口號，希望將家庭主婦原本受到妻職、母職角色限制而被迫在社區內活動的特質，反而詮釋成社區經營時的優勢條件。這樣的論述對社區女性確實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激勵作用。

「里長」是最基層的民意代表，他╱她的工作範圍就在社區裡面，而由於「社區」的定位界於公、私領域之間，它使得里長的政治色彩被模糊，加上它與每日生活（everyday life）的貼近性，確實是女性參政一個很好的介入點。女性在社區內大量參政，不僅是婦運的目標，也值得關心社區運動者介入。因為台灣政界黑金當道的惡質生態，已經影響到每一個人的生活、生命，而里長正是這個惡質生態的最底層。如果能因為婦女的介入，從社區這個根救起，必能開啟台灣社區經營與基層政治的新頁。

貳、 社區應被視為女性參政的重要管道

過去對於女性（體制內）參政的想像，侷限於國會或議會中的女性，遵循的是傳統對政治菁英化的想像，忽略在社區內生活的眾多基層女性，也有參與公共事務的發言與決策的機會，也低估了「里長」作為一基層政治代表，擁有一定的影響力與資源，也是從「根」改造社會的管道。

既有的許多研究已經讓我們了解，「社區」因其與家庭生活、母職角色的接近性，容易吸引女性的參與，因此婦運團體希望透過里長選舉，讓更多女性獲得體制內發言的機會。我的研究也提供這個運動方向充分的論述支持，從現任女里長的經驗足以證明，女性不但有能力走出家庭，甚至比男性里長更為稱職，更能發揮基層領導者的作用。這些少數的女里長的從政經驗，已經為未來更多基層女性的從政奠定了基礎。基層參政應該受到政治相關研究更多的重視。

以下是我的論文結論之摘要：

一﹑基層女性參政模式正在經歷結構性的轉變

傳統的基層里長生態中，個別有意願的女性很難突破資源的限制，因此許多女里長是代父、代夫出征，或是靠著家族勢力、政黨徵召出來，才能當選，候補色彩濃厚。當然，因為「候補」身份而站上檯面的女里長，並不意謂一定沒有主體性，像少數女性因為參政累積的資源而壯大，反而可以對抗原本動員她的政黨、家庭父權。但這樣的參政模式，仍然是必須依附著父權體制的「施捨」才能出頭的樣板。

然而我們也不能忽略，早自仍屬戒嚴時期的1980年代，在替代者色彩濃厚的女里長族群中，就有極少數個別主體性很強的女里長，不論是為了實踐自己對民主政治的想像，或是為了替女性爭取辦活動的資源，而鼓起勇氣出來參選。而隨著1990年代社區意識的興起，從社區運動出身的女性也加入了里長的行列，並以實際的施政開啟我們對於「新好里長」的全新想像。

女里長參政模式的結構性轉變，符合台灣政治民主化的腳步及社區主義的風潮，雖然跟進的速度稍慢，但可望在即將來臨的下一屆里長選舉時有更進一步的突破。而現在也是婦女運動與社區運動者介入的重要時刻，以免另外一種由政黨掌控、動員，缺乏主體性的社區再度出現。

二﹑基層女性的參政阻礙

1. 「私領域化」的女性角色

儘管女性的參政模式正在隨時代而進步，但是傳統公／私領域二分、 女性角色被「私領域化」社會化過程如果再不改變，能夠走入政治領域的女性將還是佔有物質資源優勢的少數。女性被「去政治化」、「去權 力化」的角色養成，首先就降低其擔任領導者的意願。很多女里長是 因為自我認同具有「男性特質」，以此強化自己進入「男性領域」內的正當性。

「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性別角色分工，使得「家庭」成為女性進 入公領域的最大障礙，包括先生、公婆的態度、子女需不需要照顧、 以及家裡經濟狀況等。這種內化的「照顧者」責任，使得許多女性打消參政的念頭。少數現任女里長則靠家人（尤其是女性家人）幫忙處 理里務，不過這種情形往往也形成女里長的心理壓力與愧疚，甚至影 響繼續參政的意願。

2.   基層政治的父權性格

基層選舉生態黑、金惡質化的結果，嚇阻不少女性寧可退回社區參與的層次。男性為主的里長生態，未曾考慮女性當里長的不同需求，例如對人身安全的要求（辦公室設置在家裡的疑慮），則是容易被忽略的制度面性別歧視。基層社區民眾對女性領導能力的歧視與不信任的傳統，使得女性必須花更多心力來克服「性別」的阻力。透過喝酒應酬來分配資源、拉攏關係的「男性文化」，以及對女性里長的性騷擾等惡劣行為，更是一些現任女里長真實面對處境。上述種種不利女性參政的制度與環境，正是父權社會控制女性參政機會的手法之一，是必須被改變的結構性問題。

三﹑女里長進入基層政治之後

女性當里長，真的會比男性當里長好嗎？女性得到權力之後，真的會造成什麼改變嗎？事實上這並不是一個是或非的二分答案，像有些女里長還是要「蠟燭兩頭燒」，負擔家務和里務；有些女里長可能家庭的關係比較平權了，但她的社區經營觀點還是很傳統、男性取向的。影響女性社區經營方式的可能原因有很多，性別意識是很重要的一環：在現任女里長中，女性意識比較進步的，確實，也有著比較進步的社區經營觀念。

談到女性參政，女性主義者期待的是政治的「質變」。但是在現任連「量變」都談不上的女里長身上，我們或許看不到那麼明顯的「質變」──許多女里長們因為學習或諮詢的對象是基層男性，不僅性別意識薄弱，對於里長定位或是進步的社區經營的想像，也都有一定的侷限。

因此，我們會看到女里長運用男性政治文化邏輯爭取資源，例如成為政黨樁腳動員配票；開辦的活動或許滿足女性里民的成長焦慮，卻也同時強化父權價值取向的角色塑造，我們看不到重視分權的所謂「女性領導」模式，卻發現當女里長因其「女性」的身分而遭遇到不平等待遇時，經常會以個人的（而不是政治的）方式化解，相反的在受到特殊待遇時，則會歸於這個「性別」的吃香，因此反而會有女里長覺得女性當里長很不錯的原因是因為「物以稀為貴」。

然而在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忽略，即使是在這種男性思考模式下成長，許多女里長還是因其被打壓、歧視或騷擾的女性經驗，對社區的性別政治有更深刻的覺察。也因為比較了解女人的心情，在社區資源的分配上，女里長比較會照顧到女性里民的需求，扮演女性里民的心理諮詢角色。而女里長彼此之間的互助網絡，也在各個行政區內兩兩里長的結盟中，浮現雛形。只是因為目前女里長的人數還是太少，所以這個網絡還沒有發展到可以產生集體行動的能量。但是這些個別女里長「偷渡」闖出的空間，已經透露出一些希望，只要女里長的人數增加，未來這些網絡很可能具有加倍賦權所有女里長的作用。

參、對婦運介入里長選舉的具體建議

現任女里長是以個人的方式與資源，在這個不利女性的參政環境中，突破結構限制而得以參政。從這些個別努力的經驗中，我們可以整理出未來婦運可以著力造成女性參政人數同時「量變」與「質變」的幾項策略：

1. 解決女性「私領域化」角色的負擔：基層女性參政面臨的第一道阻礙，來自家庭父權的阻力與家務、母職的羈絆，因此這是婦運必須面對的問題。除了持續將兩性平權意識、家務平等分工的觀念、鼓勵女性自主的論述，利用各種管道發酵外，在制度面解決女性托育、托老的困難，也是必須進行的改變。
2. 培養女性的社區經營專業能力：女性被長期私領域化養成的結果，就是對公共事務的經營缺乏經驗與自信。因此透過社區婦女人才訓練班 、社區婦女學苑等現有管道，提供社區經營與領導的相關課程，讓更多 女性具有社區經營的概念與能力，進而成為社區的積極參與者與發言者。
3. 強化女性適合社區參政的論述：從現任女里長的說法中，我們蒐集到很多女性特質適合經營社區的例證。儘管她們指出的女性特質，例如有愛心、雞婆、管理雜事、喜歡與人溝通等，不免偏向傳統性別角色定義下的刻板印象，但就階段性的策略而言，這樣的訴求能夠贏得基層女性、家庭主婦的認同，而可以鼓起勇氣走出參政的第一步。
4. 以集體方式連線參選：只有透過集體的力量，才有改變結構性限制女性參政的可能。女性本身的參選資源貧乏，因此連結個別的女性里長參選人，組織連線互相壯大，可以在媒體上曝光，壯大參選者的聲勢。同時可以由社區專業者以進步的女性觀點（但可加以包裝）擬定一套「共同政見」，作為這群有熱心衝勁、但是對社區經營的想像或許有所侷限的女性之幕僚支援。
5. 提供女里長實質的選舉資源：女性在社經結構上位於弱勢位置，儘管里長選舉不需要太多經費，對一些女里長來說也是一項負擔。因此除了在財力上可以用女性連線參選的名義，尋求政黨、企業團體的捐款贊助、以便印製必要文宣之外，在人力及動員策略上，專業者也可以提供支援。例如結合各領域的學者專家或是年輕學生，組織「名嘴助選團」「青年助選團」，在選戰期間巡迴各女里長的社區助選。
6. 強化女里長網絡及與婦運組織的連結：基層女性普遍仍缺乏女性意識的理論基礎，因此在選舉結束之後，組織類似「女里長聯合會」的組織， 一方面壯大女里長間的網絡與後援，例如共同應付性騷擾或性別歧視、向市府提出女里長人身安全應受保障等要求。另一方面可以透過有意識的活動設計或課程安排，讓婦運藉由這樣的網絡深入社區，強化女里長的性別意識，邁向真正「女性觀點」的施政。

（本文發表於1998第三屆全國婦女國是會議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