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國也可以是幸福國──台灣篇
by 楊佳羚
台灣早在1993年就已邁入｢老人國｣，老年人口達總人口的7%，預估在2018年，老年人口將達14%；短短25年間，台灣的老年人口比例將翻倍。相較之下，瑞典則是經歷了80年，老年人口比例才從1900年的8%倍增到1980年的16%。也就是說，當西方國家有80年的時間為老年人口照顧議題做準備時，台灣只有短短25年！日前公視獨立特派員節目播出的《長照 長不了》單元提到，再過15年，台灣65歲以上的人口將突破五百萬人，也就是每5人當中，就有一位是老人。面對未來老人國的需求，台灣準備好了嗎？
老人不是「問題」
在討論台灣人口老化的議題時，常可看到其中的老人圖像是充滿｢問題｣的─彷彿老人就是社會待解決的｢問題｣或｢重擔｣。然而，從之前的專欄中就一再提到，老年生活也可以充滿活力與健康。瑞典人說，｢要80歲以上才算老人｣，在瑞典常見65歲以上的老人活躍於環保、社區、政治運動中；而我所見的日本老人則是活得老、活得好。而且，只要國家重視｢積極健康促進｣政策，讓國人有良好運動習慣、有健康無汙染的生活環境，不但可以大大減少健保醫療支出，同時也可以讓老年生活有品質。
因此， 成為老人、或是台灣變成｢老人國｣，並不是真正的問題；我們應該要探討的是，政府做了哪些準備？這一期首先要檢視的是：讓老人｢在地老化｣的居家照顧政策
長不出來的長照服務
台灣的長照十年計畫已經進行許久，根據勞委會統計，有七萬四千人左右受過居家照顧員的培訓，卻只有約一萬七千人正在從事居家照顧服務工作。為什麼那麼少人願意從事居家照顧工作呢？
其實，居家照顧工作本來就是一份勞心勞力的工作；有的需要幫忙拍背、翻身；有的要幫忙餵食、餵藥、照顧傷口；有的則要協助洗澡、大小便。除了身體照顧，還有家務協助，如購物、料理食物、洗衣、居家環境清潔等居家服務。此外，居家照顧員還得從事｢愛的勞動｣，不但要和長輩聊天，也得樂觀鼓勵久病的長輩，甚至當起案主家人間的｢愛的橋梁｣，協助家人間的溝通。
然而，如此繁重的工作，政府十年來沒有調整過補助時薪，只有180元，扣除健保年金等保險後，居家照顧員只拿到150元；而且，居家照顧員在服務不同案主時，沒有交通補助。在這種勞動條件下，許多居家照顧員面臨案量少或不穩定、四處奔波且月薪低的窘境。這不但降低居家照顧員的服務意願，也讓偏遠地區的民眾更難得到居家服務。
相較之下，瑞典的居家照顧員受市政府聘僱，薪資固定；透過政府妥善規劃與安排，居家照顧員平均每人就近服務約10家案主（有的為兩週一次的打掃、有的為一日多次的服務），家戶之間的距離大約單車車程10到15分鐘。
此外，對於65歲以上老人、或50歲以上身障重症患者，台灣政府一個月才補助90小時的居家服務，而許多不符合上述條件的重症患者一個月只有32小時的居家服務。而且，台灣的居家服務無法像瑞典的設計一般，可以一日多次（有的還多達一日八次），並且包括晚上或半夜。這使得許多有長輩或重症者的家庭覺得居家服務｢不好用｣，而轉向僱用住在家中的外籍社福移工。
欠缺的是健康的制度
然而， 瑞典能有普及的居家照顧服務的福利，一方面因為該國的重稅制度（例如我在瑞典的所得稅已經是最低的，每個月仍預繳31%）且稅制公平，不像台灣總是想辦法讓極度富裕的資本家及許多非薪資所得、錢滾錢式的收入享有各種免稅、抵稅優惠；另一方面，這也和稅制結構有關，瑞典的所得稅繳給地方，而普及照顧的福利提供則是地方政府的責任。在這樣的設計下，地方政府一方面有足夠的稅源來支撐福利提供所需的經費，在台灣地方政府總得仰賴中央的補助款，並且抱怨中央分配不均；再者，地方政府也會將福利服務的建置做為促進在地就業的勞動政策，促進婦女就業，達到全民就業的目標，進而再得到更多的稅源收入，達成福利與就業的雙贏。
從瑞典的經驗借鏡台灣，在大結構方面，我們需要更強大的稅改聯盟與勞工運動，來要求政府在稅制上做到真正的公平正義，並且照顧勞工薪資與工作環境。由於台灣長期獨厚軍公教的福利制度設計，使政府難以由國家聘僱居家照顧員，而常委託民間單位協助居家照顧員的培訓與工作安排，或是由民間公司仲介居家式的外籍社福移工；然而，政府放手的結果，常使民間單位負擔沉重、或任由仲介市場剝削照顧提供者與照顧需求者。
（作者為瑞典隆德大學社會學博士、高師大性別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著有《台灣女生 瑞典樂活》；攝影為陳欽春為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助理教授，本文經作者授權，轉載自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綠主張月刊第110期2012.11）
資料來源：公視獨立特派員《長照 長不了》單元及台北大學王品教授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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