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疫情時代，從性別、多元視角因應未知社會～「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的性別化行動參與」論壇側寫

by 黃喬鈴

「今天我們不只談女性，更談性別」在論壇尾聲，成令方教授語帶雀躍，卻又是語重心長地說。

變遷快速社會，政策應有多元視角有效回應民眾需求

疫情肆虐，凸顯許多過去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例如長期以來由女性承擔的照顧角色與責任、異性戀思維下一夫一妻的典型家庭。疫情無情卻也提醒我們，面對變遷快速的社會，政策應有多元的視角，有效回應民眾，照顧好每一個人。

國家圖書館與北歐亞洲研究中心、台灣女性學學會於2021年10月28-31共同合辦「性別化的變遷：女性主義知識生產與跨國行動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更提前於10月15日舉行「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的性別化行動參與」線上會前圓桌論壇，由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退休教授成令方主持，邀請芬蘭、日本、台灣相關領域學者與第一線工作者，分享各自的觀察。我很榮幸作為彭婉如基金會的代表共同與會，以下節錄當天與談者精采的內容：

芬蘭政府於2020即著手系統性多元家庭及性別調查

首先，芬蘭多元家庭聯合網首席專家Dr. Anna Moring分享「芬蘭的新冠肺炎疫情、性別與家庭的多樣性」。她引用德國媒體報導評比，芬蘭在154個國家中，因應新冠肺炎的表現最佳，包括合理的死亡人數、居住限制、經濟衰退，僅經歷短暫的封城、醫療保健與醫院皆無超過負荷。但他從多元性別與家庭的面向觀察，不全然是完滿無缺，例如，政府並未針對離婚家庭子女的探視議題提供指引；有小孩的家庭中，有43%的受訪者表示心理負擔增加，尤其感到壓力與疲勞；特別在單親家庭中，家長在家工作與孩童居家照顧、線上學習之間產生問題。就上述提及的單親家庭與共同監護家庭，就佔了芬蘭所有家庭的22%。她分享，雖然疫情爆發之初，未見針對性別不平等、多元性別的討論，但2020年秋季政府便開始系統性的調查。過程中他也拋出有趣的問題「疫情期間，如果只有家庭成員可以聚集，那誰才是家人」？是依據血緣？同住關係？還是其他判斷標準？

日本草根運動為疫情下女性提供關鍵支持

接著，日本記者、總編、法政大學兼任講師Chie Matsumoto分享「草根運動為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日本婦女提供關鍵支持」。她說明，無論疫情與否，社會缺乏針對女性的諮詢與聚會，再加上，女性往往被期待優先照顧他人，而非自己。於是在地發起以女性為女性的諮詢服務，透過民間展現「女力」。活動集結60位女性成立委員會，成員包括民間、工會、勞動領域律師等，活動設置各項服務站，包括求職、租屋、家庭問題諮詢、托育、心理健康、孕產關懷、身心虐待求助等，現場提供鮮花、食物、女性日常用品、托育服務。她透過照片分享與會者的回饋：「我從不覺得社會上有我的位置，作為單親家長，我被社會安全網漏掉了。來到這裡，我得到接納，也找到支持」、「我很感恩有專門為女性成立的地方，這裡讓我非常有安全感，可以放心說出我的擔憂」。Matsumoto充滿熱情地說，活動賦予女性權力，期待可以擴散到全國，領導其他領域中的女性一起團結。

台灣工會組織為護理人員改善疫情期間的勞動權益

再來，臺灣護師醫療產業工會理事長陳玉鳳分享「臺灣護理師在SARS和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勞動狀況之比較」，這段分享非常振奮人心，體現勞動者團結組成工會帶來的力量。她說明，2003年台灣受到SARS肆虐，當時沒有護理產業工會，沒有人替護理人員爭取權益，護理教育更是教導護理人員「犧牲奉獻的照護精神」，這也跟社會對女性的刻板印象不謀而合。當時發生院內感染後直接封院，她說：「那時候政府說什麼，我們就做什麼，縱使有不滿、有憤怒，也只能拉白布條抗議。」但，現在不一樣了！2011年台灣修正工會法，2012年護理產業工會成立，這次疫情之下，工會透過社群媒體、政黨意見表達、抗議等行動，要求政府、醫院雇主擔起保障醫護人員職業安全、勞動權益的要角。工會統計，今年一到五月，因染疫人數快速增加，護理業務增加、民眾對醫護人員的言語與肢體暴力增加，雙北桃園護理人力大量流失近300多名人員，工會更向地方政府要求，若要徵招護理人員，應給予更好的勞動條件，而非單純情感道德勒索，並列舉美國臨時徵招醫護人員的相應勞動保障。台北市才隨即提出醫護人員優先施打疫苗、團保附加防疫險、提供住宿等配套措施。最後，陳玉鳳理事長說，疫情凸顯工會的重要性，證明工會有力量改變勞動職場，讓職場更友善醫護人員，才能期待病人受到好的照顧。

保障保母等照顧工作者的勞動權益，才能穩定支持育兒家長

最後，由我分享「新冠肺炎疫情下臺灣居家保母的勞動情況」，彭婉如文教基金會承接全國分佈北中南共七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根據中心內部統計，疫情爆發初期，居家保母的新收托幼兒人數不減反增。推測居家托育服務具有「宅經濟」特性，類家庭工作場域，接觸對象少且固定，群聚感染風險低，家長與其把孩子送托多人照顧的托嬰中心，更傾向找保母。今年（2021）5月中疫情爆發，全國進入三級警戒，台北市疫情較為嚴重，於5月18日宣布強制停托，其他縣市交由保母跟家長自行協商是否持續送托。各中心的收托量明顯下降，雙北保母幾乎零收托，收入大受打擊。為降低染疫風險，就算能送托，家長多半選擇暫停托育，請防疫照顧假，或交給長輩照顧。直至六月，各地方政府針對保母、家長才有相應支持作為，如台中市讓收托「醫護人員子女」的保母先打疫苗；台北市加碼補助第一線警消醫護防疫人員送全日托的托育費用。

對此我們反思，照顧勞動無論有酬、無酬，承擔者絕大多數為女性，應當有效支持家外照顧工作者，尤其是疫情間給予適切且明確的防疫指引、疫苗防護等，保障照顧工作者的勞動權益，才能進而穩定支持育兒家長（多半是媽媽）維持工作，不因照顧需求退回家庭承接「無酬」勞動。恰巧當天芬蘭學者的分享，呼應該國在決策前看見了性別、看見托育服務對社會的意義，Dr. Anna Moring提及，芬蘭學校與日間托育服務關閉了近半年（春季3個月+暑假2個月），但開放給任職醫護人員、大眾交通運輸的育兒家長送托，才得以維持社會整體的基本運作。

最後，「後疫情時代，數據的蒐集與分析才是最重要的」Dr. Anna Moring提醒大家，疫情下各項新經驗需要被記錄與檢討，從性別、多元的角度看見彼此，才能更有力量共同因應未知的社會。

（作者為彭婉如文教基金會專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