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當年

by 余少萼

• 衣衫會

凡是掌管過家庭經濟的主婦或是主夫們，都知道「互助會」這種庶民經濟行為，簡稱「搭會」或「跟會」，既使沒有親自參加過，以它普遍的流行，聽也聽得耳熟能詳，這是薪水階級儲蓄的好方法，功能除了儲蓄之外，有人以它做為少年創業的資金，有人以它做為解決急難的甘霖，也有人以此長期累積去買屋置產的。

自從家中的孩子陸續進入大學，乃至後來出國留學，無不賴此挹助，我的方法是：參加兩三個小額互助會，每月一次，大都是同事邀約，因為利息低而穩當，有需要時，隨時可出點利息標回來，去養一個高金額、高利息的大會，之所以利息高，是成員裡面有許多是做生意的，附近開店或菜市場裡賣魚肉蔬菜的老闆。

可別小看這些人書讀得不多，他們賺的可比坐辦公室的白領階級要多得多，對於資金的運用也靈活多面，所以他們都會付較高的利息，能有百分之廿幾。會搭上這種形式的互助會，都是透過一兩位熟悉可信任的關係人、鄰居、同學或朋友，本著台語所說的：「好康道相報」的人情，這種人大都是我本省籍的好朋友。

前面說了一大堆互助會，那是這幾十年來一般的情形。可是你知道嗎？在這之前的民國四十年左右，也是外省族群來台初期，台灣還處於極端匱乏的時候，軍公教的薪水只夠應付一個家庭的最基本的生活所需－吃飯，就是填飽肚子而已，根本挪不出半個子兒的餘錢來，所謂生活的四大項目：食、衣、住、行。

住有斗室兩間的眷舍，行嘛，上班有交通車，上街的話，都是雙腳走路步行，公車當然有，可是那種老牛破車走得慢、又擠、時常發生半路拋錨的窘境，大家都寧願走路，遂戲稱是11號公車，食的問題前面已經提過了，佔了全部薪水的百分之八十左右，只有衣的問題最教人左右為難、無計可施，尤其是要拋頭露面在外面上班工作的女性，已經穿舊了的幾件衣服也要有個替換吧！

但問題總是要解決，俗話說窮則變、變則通，於是有人想出了衣衫會這個點子，邀十幾廿個同事朋友，定個小小的金額，每個月挪出不影響家庭經濟的一點錢，標來了一兩百元，就可以做一件新衣服，所謂新衣服，不是什麼華麗的錦衣，而只是一件極普通的，用本地出產的布料做的，想想看，添置一件普通衣服，得花上一年多時間，每月從緊湊的家用裡省出幾塊錢來才能完成。

興起了衣衫會之後，人們有樣學樣也發起了皮鞋會，和同學朋友們大家湊合著去買一雙皮鞋，在今天，你們想像得到嗎？

那段時間，因為我已經辭掉工作在家做個純煮飯婆，加以我也不在乎穿著，所以沒有這種煩惱，直到民國四十年代後期，台灣的經濟頗有起色，我又應一個朋友的邀請，到他投資的私人小公司，替他投入的「血本」「看著點」，手頭稍微寬鬆，才第一次加入一個二百元的互助會，最後拿回來一小筆錢，我拿它買了一台手控的唱機，幾張粵語唱片給婆婆作為消遣，一套翻版的西洋名曲，和一套當時最流行的學習美語用的「泰勒生活」給孩子們，總算達成了我和外子兩人期待了很久的，食衣住行之外的「育樂」這件大事。

從那以後直到退休之前，我變成了長期的互助會員，除了自己參加，還接受親友的委託替別人操作。外子還在世的最後幾年，我們因為服務於公營事業機構，領的是單一薪俸，孩子的學費沒有任何補助，也不能享受任何公教子弟的減免，每年的一、二月份，幾個大學的學費，和一年一度要繳的綜合所得稅，加起來是一筆龐大的支出，別無他法，也都是以標會渡過難關。平時要養幾個會，就得勒緊腰帶，事事掐指、斤斤計較才能應付。

如今兒女早已自立，卸下仔肩離開職場也好久了，跟社會的經濟脈動有點脫節，我想今日負擔家計的年輕朋友們的艱辛絕不亞於往昔，不過是形態不同罷了，這一份為家人兒女的「甜蜜的負擔」，卻都要從吃苦中去體會。

• 啃老本

民國卅七、八年，國民政府自大陸遷退來台，也帶來了中華民族幾千年累積的文化資產、經建人才，除了這些高層的大人大事之外，大批避秦來台的庶民百姓，在他們的行李裡面，也有不少值錢的家當細軟，許多人在大陸是家道豐厚的有錢人，放棄了帶不動的房屋田地，能帶的珠寶、黃金、銀元當然全部隨身帶來了，既使是隨部隊撤退來的軍人，身邊也多少揣著些銀元，這不是憑空臆測的。

那時候我有個同鄉遠親，是部隊裡的小軍官，到台灣之後和我聯絡上了，有一天他特地跑來找我說，他們目前臨時的駐地很小，許多人擠成一個大通舖，雖是軍官，也沒有個人的起居之所，他隨身帶有一些銀元，這是他們撤退之前，大家都把能變賣的換成銀元帶著，很擔心在那種閑雜人等隨時進出的地方，保不住會被人發現而順手牽羊，所以想在我這裡暫時寄放一段時間，等他們安頓好了再來取回。

我那時太年輕，沒考慮到替人保管財物是有責任的，就一口答應下來，於是他便抱著一個沈沈的紙袋過來，我還自作聰明要他貼上封條簽上名，就用毯子包了放在宿舍房間壁櫥的最上層，還好，不到一個月他就來取回去了。

其實那時我自己也保存了廿個銀元和一枚金戒子，那是母親在回家之前交給我的，還千叮萬囑，平時不可變賣，是留著緊急時應變用的。

因為來台的人帶著的是黃金銀元，到台灣後的一切所需都改用台幣，只有拿銀元去兌換，銀元有三種，一種是鷹洋，上面的圖案是一隻老鷹，一種叫大頭，是袁世凱的頭像，所以也叫袁大頭，一種叫小頭是蔣中正的頭像，鷹洋發行最早數量最少也最值錢，大頭又比小頭價錢高，兌換的官價很低，很快的就出現了私兌的勾當，只見一些鬼鬼祟祟的人，身著對襟短衫，雙手插在衣襟的口袋裡，見到有外省口音的人就上前搭訕，有了一次成交就有後續的。

可是這種交易是非法的，警察要取締，這些人就從大街的騎樓移轉到台北火車站前的廣場活動，那裡的人潮熙來攘往目標集中，生意更好做，不久之後這種私兌的勾當竟如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就這樣，只見這些人用幾個銀元握在手裡，手掌一收一放不停的掂著，發出鏗鏗鏘鏘清脆的響聲，做為他們招徠顧客的標識，有人走近了，就用上海話悄聲問「銀元要勿？」又立刻走開保持距離，據說不只是兌出的，也有人向他們收購的，如果發現警察來了，便把手往口袋裡一放，裝作行人模樣，那景象其實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的行徑來的，日子久了，就成為一個公開的秘密，大家都知道，要換銀元，到台北站前便是。

你不免要懷疑，會有那麼多人去換嗎？我告訴你有的，因為那些初到台灣的民眾，人生地不熟，未來的日子還不能掌握，總不能把身上所有的一次賣光吧！都是換幾個用幾個，於是台北站前一群穿短裝，手裡掂著叮叮噹噹的銀元，來回遊走在廣場的人，生存了好長一段時間，後來政府加強取締，可能有銀元的也兌完了吧，這種情景才慢慢絕跡。

提起了這一段往事，等於是那段時間來台外省人的心酸史，有一部份人在大陸上原是養尊處優的大爺，靠的是祖上餘蔭，過著無憂無慮、吃穿不愁的生活，本身書沒讀多少，又不曾學過藝，肩既不能挑，手也不能擎，到台灣後當然時移勢轉，一時之間卻還不能適應命運的改變。

帶來的錢財除了一家生活用度之外，也有被騙、被偷的，既使找到一份小差使，那麼微薄的收入也無不夠開支的，於是做太太的只好拿出私房首飾來，賣了一些，總想留著一件手鐲什麼的重要東西，因為那是當年她娘家給的陪嫁，是包含著一份家族的親情，原本打算傳子傳孫的，一個要堅守到最後的堡壘。

可是敵不過一家人每天生活的現實，實在沒辦法了，這最後的堡壘也只好忍痛放手，一次賣掉就兩手空空毫無憑藉了。既不甘心，也不安心，於是含著淚，上銀樓去剪下一小段來，就這樣一次次的去剪，當她到手裡僅有的一丁點都保不住時那無奈無助又淒苦的心情是怎麼煎熬著她們？我也不知道她們最後是怎麼過的。

• 老王們

那是民國四十八年，我們從台北市搬到了台北縣的新店，那時的新店，除了北新路兩邊有一排稀落的房屋商店，背後都是一塊塊農田或菜圃，還保存了郊區的樣貌。

我們住在廿張路，從北新路彎進去走個幾十步就到了，中間還經過一條萬華到新店的鐵路，小小的大坪林車站就在左邊，後來鐵路拆了，台北市那一頭就是今天的汀州路。

靠近鐵路旁邊有兩棟小平房，中間隔著一米多寬的空地，有人就在那裡用竹子蓋上一個篷頂，擺了個修理雨傘皮鞋的攤子，攤子的主人姓王，瘦高個子，臉頰上顴骨聳起，一張大嘴配上黑黑的皮膚，加上他工作時兩手不停地拉扯敲打，給人一種粗獷的印象，但是他對人卻十分熱情，很愛跟人聊天，附近的鄰居經過他攤子都會打聲招呼寒暄幾句，偶爾也有附近的老阿伯或歐巴桑在他攤前彼此用自己的語言交談，聽起來好像是雞同鴨講，但是笑聲連連裡可以想見他們是可以溝通的。

不記得什麼時候開始，老王的攤子上常常出現了一個四五歲的小男孩，圓圓的大眼睛，五官清秀，坐在那兒玩弄著他的工具，我請他換一雙鞋跟，好奇地順便問了一聲：「你的小孩呀！」

「不是的，我沒家沒眷哪來的小孩，他自己來我攤子前蹲著呆看，外面太陽大，我就叫他進來，他就常來了。」他摸了一下小孩的頭笑著對我說。

「挺俊的一個小小子，呃」？我又問是誰家的孩子？他拍了一下小孩的後腦勺說：「告訴太太，你家住哪裡？」小孩指了指鐵路地基前面荒草叢生的一堆排屋。

「不知道從那個山理出來的，他爸在做工，媽媽也不大管他，挺喜歡來我這兒，是嗎？小鬼！」他笑著問小孩，一邊端起身後發黃的茶缸喝了一口，又問小孩要不要喝口水？小孩接過去喝了一口，馬上皺起眉毛搖頭對他說：「不好喝，苦苦的。」「那你在家都喝什麼？」「冷水！」老王朝我看了一眼憐惜地說：「你看看！就喝冷水。」

拿了修好的鞋子回家，把「老王攤子上的小孩」當新聞告訴家人，唸國小的兒子搶著說：「我早知道了，他是山地人，老王還常買東西給他吃呢！」下次又見到這小孩時便跟他打趣說：「這小孩跟你這麼有緣，認做乾兒子好了！」

「我才不要什麼乾兒子呢，自己一個人都過不來啦，我是同情他可憐，那麼小整天在馬路上遊蕩，給車碾到了怎麼辦？所以讓他在我這兒玩。咦！你看一身髒兮兮的，有時一整天都不見家裡人來找，吃飯時間到了也沒人管。」他又擠了一把毛巾遞給小孩，對他說：「把臉跟手擦擦乾淨，等會兒賣大餅的來了買給你吃。」

看後我心裡十分感動，想不到這鐵漢似的粗人，內心裡卻有這麼溫柔細膩的一面，忍不住誇讚他好心腸是積德會有好報的。他說他不希罕積什麼德，只是看著小孩餓肚子心裡不忍。

不久之後，我們搬離廿張路，住到了不遠的寶斗厝路，沒有機會再看到老王，每天改在公路局新店線的大坪林站上下，巷口鄰大路的竹房子裡，住著個五十多歲胖胖的山東老漢也叫老王，他就在那間小竹房子裡揉麵、蒸饅頭來賣，每天早晚兩次，又香又結實的山東大饅頭非常受歡迎。

那時新店有一家外資的通用電子公司，是台灣第一家美商公司，雇用了許多作業員，一天三班，給了台灣窮苦學生一個工讀的機會，老王的饅頭正好提供她們上下工時的需要。有一天傍晚，我下班路過，正想帶幾個饅頭回家，因為他那熱氣騰騰的屋裡煙霧瀰漫，只好站在門口，卻見他在屋裡跟一個小女生拉扯。

心想這老王怎會跟個小女生調笑？小女生背著書包，手裡拿著個饅頭從屋裡衝了出來，一邊嚷著：「不要啦，我要遲到了啦。」老王卻緊跟了出來，一把扯下她手裡的饅頭，還把她往屋裡推。

「不行！你非得吃完了再走，先吃完了，饅頭可以帶著走。」這是怎麼回事啊？真是聽的我一頭霧水，又見小女生站在屋裡的案板前就著一個碗吃了起來，這時的老王卻綻開笑臉，抓起圍在脖子上的毛巾擦汗，向小女生擺擺手說：「吃完了碗裡的，沒多少，不耽誤妳多少時間的。」小女生真的三口兩口很快的就吃完了，拿回饅頭就匆匆打我面前走過，我看了一眼她白制服上繡著「林秀治」三個字，還是個在校的學生，這時老王才看到我還站在門口，就過來招呼，因為看見了剛才的一幕，順便問這女孩可是他親戚？

「不是，我哪來親戚，是常來買饅頭的，太太，你不知道，好可憐哦這女孩！你看她瘦不拉幾地，白天上學、晚上要去電子公司上班。」他一邊替我裝饅頭一邊用他那一口山東腔絮絮叨叨的說著：「她南部鄉下家裡還要她寄錢，電子公司一個月才五百多塊錢，她每天放學來買一個饅頭，就著五毛錢一小包的蘿蔔乾就當晚飯了，小孩子還正在發育呢，這樣會把身體弄垮嘍！」

我問他剛才逼她吃什麼？他指了指地上的一只鍋說：「我每個禮拜總有一兩個老鄉要來，我就燉一鍋紅燒肉，一兩個人也吃不完，就讓她們也吃一點，我請她吃不收她錢，她還不好意思，這孩子真乖，老實，還有一個是白天上班晚上上學的，也她這麼大，就沒有這麼老實，嘴甜的……」他說著也禁不住笑了起來。

「那你也請她吃紅燒肉嘍？」

「也只是一禮拜一次，讓她們補充點油水。」

又是一個老好人，我心裡想，這兩個都是外省老芋仔的老王，憑勞力養活自己，在台灣沒有家小，卻有一副慈悲心腸去幼人之幼，都是社會底層，默默地散發著馨香的百步芳草。現在都事隔卅多年了，新店的環境已經物換星移，兩處故居都已蓋成了大樓，早已經沒有了那時的平房和竹棚，但是，兩位可敬的外省老芋仔的老王，在我心裡永遠不會褪色。

（本文由外省台灣人協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