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處是我家
by Spacey
1.
小時候我生長在楊梅，一個典型的客家莊。不過那時的我年紀太小，只曉得身邊的人都用類似的語言-四院或海陸腔溝通。上學後學校規定我們要講國語，不能講方言，還鼓勵我們檢舉在校內講方言的同學們，使他們遭受責罰。那時我才知道原來我一直慣用的語言，在學校是不被認同的。
即使如此，身為客家人對我而言並沒有特別意義。我從未感覺做人是件驕傲的事，我覺得生而為人對我而言一定是某種懲罰。我只是會用客家話跟別人溝通的人之一，我並沒有任何特殊感覺。直到有一回跟著我媽回關西娘家，往常我們總是在大舅家吃飯，那天不曉得為什麼改到二舅家聚餐。二舅媽是個熱情、嗓門又大的中年婦女。她一把抱住我撫摸我的頭臉，說我長的真像我媽，同時嘰哩刮啦地跟我媽問好。我好奇的打量眼前這個矮胖的親戚。真摯的開心從她滿臉笑容綻放出來，她的眼神既溫柔又充滿關懷，牽著我媽的手，不時撫摸我的頭，彷佛見到我們是件非常高興的事情。
我們圍坐在擺滿菜餚的圓桌吃吃飯。席間有個瘦高的中年男子。我不記得他是誰，反正是親戚之一。他跟我媽和二舅媽輪流共用一個大碗公喝著自家 釀的酒，酒味比我爸平常喝的米酒更香甜，三人的臉漸漸泛紅。接著二舅媽突然興起跟那個男子開始引吭高歌。我媽不會唱，但也跟著他們用竹筷敲碗打拍子。他們就這樣「你一句，我一句」地男女對唱山歌。即興的歌詞應該略帶男女私情，因為我媽不時掩口偷笑。我第一次感覺到客家山歌原來是這樣唱的。一男一女就地取材編入歌詞，有互訴情衷，也有藉物比喻或暗虧對方的涵義。
那是我頭一回感覺懂客家話真好。即使當時年紀小，不大明白歌詞內容，但那種即興歡樂的氣氛始終在我記憶深處。
2.
在我寄住於五阿姨家那一年，我轉學到關西國中就讀。那是一所非常漂亮的學校。校門前的檳榔樹大道兩旁都是稻田，進入校園也是各種樹木林立，寬闊的紅土操場更緊鄰著一大片茂密森林。大家都說客家話，有的老師上課也會夾帶幾句。在那裡方言不再是禁忌。即便仍處於戒嚴時期，那裡的師長不像楊梅那樣嚴守官方規定，而是把它當作一種溝通方式看待。
放假時五阿姨堅持叫我參加新竹縣舉辦的國中生戶外活動。她說我不能老是一個人悶在家裡，應該出去外頭跟同年齡的人多多接觸。我被迫參加那次的團體活動。剛開始我感覺格格不入，講話也只限於同班同學。晚上我原本打算吃飯洗澡就溜去睡覺，不管他們了。偏偏他們另有安排。領隊叫我們坐在活動室四周，請幾個有才藝的同學們一一上場表演。其中有個膚色較深、像在陽光下曬得很均勻，頭髮又多又長、濃眉大眼的女孩子，很自然的背著吉他自彈自唱，歌聲優美到令我不再坐立難安。我從未見過這種長相的人，她的吉他彈得很好，聲音又棒。
散會後我不由自主的跟著她，走到園區大門口的噴水池畔。她放下吉他，看看手表，似乎在等什麼人。我趁機上前搭訕，問她怎麼有如此優異的天賦。她看我一副沒見過世面的蠢樣，防禦心很強的告訴我：她是泰雅族人，唱歌跳舞對她（他）們來說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我請她教我幾句泰雅族的日常用語。她不肯，還嘲笑我們這些漢人完全不了解他們的文化，只會欣賞他們的歌聲與運動天賦。我被她滿腔怒氣嚇到。固執的我跟她解釋：在我眼中，人就是動物的其中一類，將人細分到種族之別讓我覺得很可笑。她這才臉色和緩的回答：「正因為妳是漢人，所以妳不懂也無法體會我們以及其他原住民族在台灣成長的痛苦。」
3.
國中時因為家庭因素，我常在晚上跑到潘家找她閒聊。她是我升國中新交的朋友。有一回我天真的說將來反攻大陸之後，我想叫我爸帶我回廣東老家看看。潘一副不可置信的樣子看著我，說：
「妳真的相信國民黨那套洗腦的教條啊？！」
當然，我回答。接著潘告訴我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光以人口與武器台灣就遠遠比不上大陸，台灣只是靠美國第五艦隊撐腰，暫時嚇阻中共侵台。美國之所以願意常駐軍隊在台，也是為了維護它在亞洲橫行的優勢。事實是台灣就跟中南美洲那些被美國在後操縱的國家一般，表面擁有美軍支援，實則受到美國強大軍力無形挾制，淪為它在世界各地的武裝據點之一。
潘說當初她的祖先是因為在大陸日子過不下去了，於是毅然決定渡海來台展開新生活。那應該是清朝末年兵荒馬亂的時節。因此對她而言，大陸是她祖先唾棄的地方，她根本不覺得那是祖國，她不想也不願意踏上大陸一步。
某種層面上，我有點羨慕潘對這塊土地強烈的認同感。我爸是民國37年跟著國民黨軍隊撤退來台，我媽則像潘那樣是客家移民後裔，算是台灣人。我不曉得我屬於哪一邊。我只清楚我是在台灣土生土長的，可是我無法擺脫身為榮民後代的影響。我對大陸仍有某些期待。
4.
當我考上專校從楊梅搬到板橋，開始在大台北地區生活時，發現週遭大部分人講的都是閩南語。我聽不懂。不過我知道台灣人口比例以閩南人最多，如果在台灣不會閩南語的話，生活中將缺少一種與他人共通的語言。於是我逐漸從同學或打工同事們那裡學習閩南語。起初當然是笑話百出，可是我並不氣餒。真正令我氣餒的是少數閩南人那種自以為是的偏見。我認為真正有資格自稱台灣人的是原住民族。漢人遠比原住民遲了數百年才移民至台灣，就像搭五月花號登陸美洲的英國人，日後定居美國對當地原住民所做的一切一樣，漢人也沒好到哪去。可惜這是地球上不變而且一直持續的歷史。
History teaches us nothing. 人性就是如此卑劣。我以身為人類為恥。
5.
在我念專四那年，盛傳之前引發中壢事件潛逃出國的前桃園縣長許信良，即將於選舉前搭機返台，新聞都在探討假使他回來會對那次選情造成什麼影響。連當學生的我們也很關心這件事。那年也是我開始下課打工，因此體力不支，有些課我乾脆就豎起全開大的圖桌遮住自己，整個人攤在桌面呼呼大睡。某天我照例在課堂上睡著，突然被一群男同學熱烈討論的聲音吵醒。我揉揉眼睛，睡意朦朧的站起來要去上廁所。其中一個平常跟我交情還算可以的男同學突然指著我，用閩南話大聲說：
「你們看，像這個也是雜種啊！」
我根本來不及反應。他可能看我不高興，改用國語問：
「妳不是外省人跟本省人結婚生的小孩嗎？」
「對啊。」
他又改回閩南語，高興的繼續跟其他同學說：「芋頭跟蕃薯，那不是雜種是啥？」
他們都笑了。我覺得莫名其妙，有種當眾被羞辱的感覺，可是一時之間又找不到適切的言詞反駁。
不曉得為什麼，這讓我想到泰雅族女孩當初的憤怒。她說的對。生為漢人的我，的確要等到自己被他人歸類成雜種過後，我才能稍稍體會原住民打出世開始便面臨的種種歧見。我對那位男同學的言行並不感到生氣。相反的，我替他覺得惋惜。因為他的自以為是阻擋了他拓展心胸。像他那種人只能躲在台灣本土享受多數的優越感；一旦跨出國界，他們才可能感受到弱勢團體的感受。
事隔許久，我在“當代”雜誌讀到許信良有一次在中壢選舉造勢場合，試圖用客家話跟鄉親表達他的政治理念時，台下有不少閩南人開始起鬨，鬧到他不得不改用閩南語致詞。當時中壢鄉親閩南與客家族群幾乎各佔一半，我猜這是許先生想用客家話演講的原因。我不清楚許先生那時的心情如何。不過我忽然覺得：我一直支持的黨外人士也許並沒有像他們自以為那樣寬容，而在場的客家人也秉持一向緘默的傳統，沒幾個挺身捍衛或表態支持許先生。儘管我仍舊投票給黨外政治人物，可是我對他們的期待並不高。我只希望用選票告訴久未革新圖治的國民黨－我受夠了。
6.
解嚴前後那段期間，我非常關心台灣的走向。我每天必讀兩份報紙：中國時報與自立晚報。遇到類似「五二零農民遊行請願活動」的重大事件，我就會買下隔天全部出版的報紙，一份份詳閱內容，再從中萃取比較中立或公正的報導，仔細思考一波波民眾請願的訴求以及政府因應措施造成的影響。我知道台灣社會正面臨重大轉變。我不曉得這轉變即將帶領台灣走向何方，但我清楚自己身處變化中的環境中。將來到底會如何，沒人說的準，我只能靜觀其變。
鄭南榕自焚事件發生後不久，我跟潘約在台北火車站附近見面。這時她已經從台大畢業，正在努力賺錢，準備出國留學。話題難免牽扯到最近一連串的社會現象。潘跟我都認為這是民心所欲，是台灣逐步擺脫過去專制獨裁的戒嚴時代，開始真正自由民主化的必經歷程。同樣的，我們也對解嚴後的時局沒有多少美麗幻想。接下來她對我說的那番話，倒是令我印象深刻。
潘說透過學長介紹，在所謂「自焚」事件前夕，她在鄭南榕先生的辦公處幫忙打工不到一個月。隨著警方監控越來越緊密，氣氛也越來越緊張。鄭先生在大門入口處及樓梯附近擺了許多桶裝汽（柴）油，整棟房子瀰漫著揮不去的油味，包括鄭先生在內，大家都覺得味道很難聞。儘管他週遭的親朋好友都苦勸他不必這樣做，但鄭先生堅持他的信念，同時就在「自焚」事件發生前一晚，通知那些跟在他身邊幫忙的人，警告他們明天別再來了。因為他覺得那對他們而言太危險，這危險是他不願意發生在那些人身上的。
我瞪大眼，緊張的問潘：「那麼，他到底是自焚還是……？」
潘整個人靠著椅背，認真思考一會，然後回答：「我不知道。」
「什麼？」
「因為事發當天我不在場，我不能亂下推論。」
潘說以她個人的看法，鄭先生的「自焚」事件，其實跟以前發生的林義雄家滅門血案、陳文成事件等等，屬於真相未明的歷史懸案之一。最讓潘難以釋懷的是：怎麼會事情剛好就發生在鄭先生叫他們不准再去的那一天。我也覺得事有蹊蹺，可是我只能憑報章雜誌去摸索始末。
鄭南榕先生是外省人第二代，我也是。然而我自問：當時的我對台灣這塊土地並沒有那麼強烈的使命感，我也缺乏他那種為了理想不惜犧牲性命的決心。每當遊行抗議場合出現“外省人滾回去”的標語，或者類似言行發生在我身旁時，我總是不禁疑惑自己到底是台灣人還是外省人。那時我的身分證籍貫欄註明廣東省，但是我打從出生就不曾踏上對岸，更別提到廣東一遊了。
我到底是台灣人還是外省人？－這種在自己成長的土地找不到歸屬的感覺，就這樣一直跟著我。
7.
當我去應徵沖印公司工作時，面試的經理是客家人。得知我也是客家人，他高興的歡迎我加入，並告訴我這是一間由客家人出資，有客家人當主管的環境。他叫我要延續客家民族吃苦耐勞的精神，好好表現。我在那裡做了大約一年多，經常加班。我不曉得這算不算耐勞，但是每個月八千多塊錢的薪水應該夠得上吃苦了吧！當時餐廳服務生的起薪是一萬多，加上小費及分紅月入將近兩萬。不過我很喜歡攝影，也喜歡大部分時間都獨自待在暗房，所以薪水多寡真的不在我的考量範圍內。我並不認為自己屬於吃苦耐勞型的人。
有天公司突然出現一張陌生臉孔。她是位年紀比我小幾歲，原住民女孩。大家都對她很好奇，默默打量她，卻沒人敢找她攀談。我見她單獨站在大型彩色沖印機前，研究著機器一旁的各種控制鈕，我就走向她，先自我介紹一下，再問她是否即將加入暗無天日的行列。她聽不懂我自嘲式的笑話，張大雙眼盯著我。我跟她解釋沖印技師的工作代表一天有八個小時人在暗房，一個鐘頭午餐，除了上下班跟午餐踏出戶外，否則根本見不到外面的天空。她笑了。她說她很緊張，因為經理原本不打算錄用她，就因為她是阿美族人的關係。經理只給她一個月試用期。我表示那根本是偏見，違反人人平等的工作權。還告訴她我就是那種既不節儉，也不算刻苦耐勞的客家人；至於公司裡其他那些客家或閩南人，據我所知大部分都喜歡下 班一起去吃宵夜喝兩杯。她這才真心的笑了。
隨著她在公司積極進取的學習心態，跟她與日俱增的工作表現，她終於正式成為我們的一員。我們的友誼也逐漸加深。我跟她和她的姊姊一起在松山租了一層頂樓加蓋的鐵皮屋，三人分攤房租。她的阿美族名是娜高，她姐姐是舞賽。舞賽是個記者。她們是基督徒，飯前要祈禱。華文、阿美族語都有，可是我最喜歡的是她們用母語唱的祝禱歌。聽久了我也會哼上幾句。我從她倆對話學到幾句罵人的阿美語，有時興致一來也模仿她們來訪親友講華文的口音，故意拉長尾音，以ㄋㄟ結束。她跟她的親友都覺得我很愛搞笑，熟了也會嘲諷我比她們更像「圓珠敏（原住民）」，因為我愛吃她們從家裡帶來的「篤論」（年糕類的主食），甚至連舞賽從四獸山上採摘煮了味道苦苦的野菜也照樣大口吞下肚。有時我會假裝生氣，彼此 用阿美族語笑罵。我當然是輸家。不過我不在意。她們有什麼都和我分享，沒把我當外人看待。
有一年春節我受邀到娜高和舞賽老家去玩。她們的家在花蓮鄉下，背後是高聳的中央山脈，細看還可以瞧見埋在雲端的山峰。她們的爸爸是牧師，飯前一家人用母語唱聖歌祈禱。當她爸媽發現我也會跟著唱時，他們看我的眼神比較溫和，等我跟他們搶著吃籐心燉排骨湯之後，她爸媽忍不住笑了出來。娜高告訴我那鍋微紅的稻米飯是罕見的旱稻種，是她父母特地張羅招待我的，平常她們想吃都吃不到。那鍋微紅的稻米飯讓我聯想起“紅樓夢”裡，曾經提到的紅稻米粥。不曉得我吃的是不是當年流傳至今的品種。書中也曾敘述這種紅稻米罕有，這讓我由衷覺得他們一家人的熱情，我很感激。
隔天娜高帶著我去見她住在隔壁的二叔。她二叔看我的眼光始終含著一股恨意，既不正眼看我，也不太願意跟我講話。娜高又帶我去見她阿嬤。高齡七十幾歲的老人家笑瞇瞇的，知道我抽煙就掏煙請我抽，還叫我吃沒加料的檳榔。我跟她老人家一起抽煙吃檳榔。老人家用阿美語不時跟我聊天，我搖頭笑著表示我聽不懂。她不在乎。她繼續講她的，我在旁任她拉著我的手，陪她抽完一根煙、吃掉三顆回甘的青檳榔。臨走她老人家又塞給我一顆橘子，我收下了。娜高在門外邊跟親友聊天，邊看我拿著那顆橘子出門。她說她阿嬤很喜歡我。因為我跟她一樣抽煙吃檳榔，即使我聽不懂也站著聽她講話，所以她才送我橘子。「入境隨俗嘛！」，我說。我本來就抽煙，意外的是沒加料的檳榔，味道居然是微甜回甘的。我覺得很新鮮。
接下來幾天一大早，我就跟著娜高一家上山採水果。中午我們便在戶外野炊。他們在山上摘各種可食的野菜，再加上自家帶來的肉類烹調，別有一番風味。娜高的二叔對我非常不客氣，有次居然對著我責罵許久。我完全不曉得他幹嘛發這麼大的脾氣。後來娜高告訴我，他二叔年輕時多次受到漢人欺侮，見到我免不了將情緒徹底宣洩。這會我又化身為全體漢人的代表。我只覺得莫名其妙，生為「逮萬（漢人）」又不是我自願的選擇。我根本就不想當人哪！
8.
我另外一個好友Grace是個才華洋溢的建築師。她在美國奮鬥多年，終於擠進全美第二大的建築事務所工作。即便美國宣稱是民族大鎔爐，對各種膚色人種一視同仁，不過Grace感覺自己遭到公司白人主管排擠。重大案子一直沒她加入的份，她的薪水也比後進白人低了許多。她想前往大陸發展。我問她為什麼不回台灣呢？她說隨著阿扁上台，像她這種典型的外省第二代不願回到台灣。因為她覺得相形之下，她寧願選擇經濟起飛中的大陸，那裡才有更多更好的職位等著她。我想想也對。台灣的建築業已經沒落多年，Grace要一展長才，大陸的確充滿更多機會。
我對Grace的決定感到可惜。我也不禁疑惑同樣身為外省第二代，她對大陸有著強烈的歸屬感，我卻沒有。留在台灣是為了照顧我媽。這幾年每逢選舉，台灣的政治環境也常讓我感覺像是不受歡迎的異鄉人。我不清楚自己的定位。而這種感覺加深了我討厭身為人類的無奈。人就是人，硬把人類細分成各個種族，強調某個族群比其他族群優異，簡直就跟當年納粹的行徑一般。我不明白為什麼人類如此愚蠢。
尾聲
我記得從小我不是活蹦亂跳的到處玩，就是呆呆仰望天空，聆聽四周植物、動物及無生物發出的各種聲音。我不認為我應該待在地球，我甚至希望自己不曾存在過。因為不管我怎樣努力做人，我依舊感到失落，總覺得活著就是掙扎在天堂與地獄之間。我無法接受「人是萬物之靈」的講法。我在台灣沒有歸屬感，對身為人類始終帶有原罪感，對被人類破壞的地球懷抱著深深歉意。
也就是說，我是那種經常認為人生其實毫無意義可言的人。我對人類的暴力天性，以及發生在我週遭的種種事件覺得悲觀。種族間的歧視更叫我難以認同台灣。身為所謂外省與本省人結合的第二代，我不知道何處才是我家。
（本文經作者同意，由女書店部落格寫作班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