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艾雪哈中心的日子

by 施盈竹

回顧從2010年12月至2011年3月期間，我初到埃及的任務，與其說是工作，不如說是首度親身貼近開羅的性工作者和她們的孩子。

一開始，組織不確知我是否有能耐進入貧民窟工作，暫時讓我留在總部辦公室幫忙，當時中心正為性工作者辦理職訓，她們擔心年幼的孩子無人照顧，便全數帶來艾雪哈中心，我則負責陪伴這群孩子。

語言不通，加上無預期地被安插與性工作者為伍，先前對於性工作行業相關問題和背景知識更是少之又少，抱著戒慎恐懼的心情展開這項服務。我承認自己在性方面的觀念和知識相對保守和缺乏經驗，更好奇的是，信仰伊斯蘭教的婦女，如何背負宗教壓力從事性行業，外界對他們的觀感又是如何呢？

做志工被當作跨國性工作者

第一次見到從事性工作的姊妹們，在穿著打扮上即有很大區別。有的穿著與街頭乞討的黑衣女士大同小異，感覺面紗下的臉孔格外謹慎與憂鬱；也有打扮時髦，花枝招展，是刻版印象中的性工作者；少部分則是上了年紀的婆婆。她們部分在祈禱時間仍會虔誠膜拜，大部分性工作者都帶著年幼的孩子在身旁，因此職訓課程期間，不時有孩子吵著肚子餓或問媽媽在哪裡？較為年長的孩子，則像是脫韁的野馬開始躁動不安，進行大欺小、男生欺負女生的爭霸戰。此時埃及同事會帶領孩子背誦可蘭經文，讓他們爭先恐後搶念經文，轉移注意力。

當性工作者得知將由我這個外國志願者陪伴她們的孩子，每次上課前總不忘特別叮嚀說：「請妳照顧我的孩子。」真是天下父母心！我透過活動、遊戲來引導孩子，也讓孩子自由發揮，孩子最常向我示範他們拿手的遊戲。雖短短幾個月相處，因為我的努力融入，有時則是不好意思拒絕老鴇大姊想款待的好意，一度還被部分性工作者認為我是「跨國性工作者」或想說服我接客等，初到埃及生活的我，可說是受到相當巨大的文化震撼。

我眼中的性工作者們

曾有位性工作者請大家吃餅乾，大家知道這些餅乾原是她買給孩子，因此默契般的只拿一小塊，也有人趁她不注意，多偷拿幾片，被發現後兩人開始爭執。乍看之下，這現象跟我在街頭、捷運和公車上隨處可遇的婦女全無差別：吵起架來你不讓我、我不讓你；愛聊天講八卦，嘴邊總叼著一隻煙。

部份從事性工作的婦女，彼此甚至有親戚關係，亦即在親友的影響下，開始從事性工作。有位媽媽長期從事性工作，後來女兒也耳濡目染下加入性行業。或許，性就是一種快速賺錢的工具，有些人已不在乎外界的觀感或宗教的約束。有位辦公室打掃小妹，自幼是街童為了生存，長期面臨警察以逮捕為由，蓄意對她性騷擾，也為了混口飯吃而跟街頭流氓過夜；有人單純為了追求更好的物質條件，選擇下海賣身。

宗教戒律與父權文化的雙重壓迫

在埃及開羅首都生活一段時日的我，感覺社會固然嚴禁婦女賣春，認定他們褻瀆宗教和放蕩不羈，但是在父權主義強勢的埃及社會，男性若在家裡無法得到身心慰藉，便轉找性工作者，以滿足生理與心理的慾望。

走在開羅街道，放眼望去大部分婦女的穿著都是連身長裙，丈夫也會規定妻子的衣服需過臀部；若女性平常打扮較為豔麗或妖媚，人們會在背後指指點點。就連暗藏在咖啡座或夜總會，招攬生意的性工作者亦包著頭紗和穿著連身長裙，差別只在她們特別誇張的濃妝豔抹和香水氣味。每個性工作者背後都有不同的故事，最大的共通點，她們都不被社會接納。

Paulo Coelho的小說《愛的十一分鐘》生動刻畫了一位巴西女孩為了圓歌手夢，一路到瑞士從歌舞廳小姐變成性工作者的故事。不同於埃及性工作者的卑微處境，此書深刻勾勒出性工作者被忽略了的一個社會角色，其實是傾聽者：聆聽職場形形色色男人的心酸與壓力重擔，透過書中的這位巴西女孩之口，Paulo Coelho認為：「性工作並非黑白分明般的骯髒下流。」

在瑞士性交易為合法行業，性工作者有嚴謹的行規，譬如：不得愛上已婚顧客，不得於下班時與顧客藕斷絲連，不能相信顧客給的任何承諾。巴西女孩在此認知下，穩定的賺取生活費用，供應家庭的經濟來源。我在艾雪哈中心便識得一位27歲的性工作者，全家都仰賴她的性工作收入，但家中無人知道她真實身分。

在Naguib Mahfouz所寫《開羅三部曲》書中，性工作者更是男性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性」不該被視為隱晦的專有名詞，避而不談，理當成為寫實社會中的重要論述。

《開羅三部曲》書中主人翁的小情人甚至成了他兒子的第三任老婆，如此看似荒腔走板的劇情，直到我碰到了幾位商販，更加確認埃及本「色」。某位商人大喇喇指著有男性生殖器官的埃及人塑雕像，引以為傲；隨即諷刺一旁的韓國旅客，自負的評論埃及男性絕對是世界第一「棒」，連手工藝雕像都特意突顯象徵部位。

我眼中的埃及男人

另一位紀念品商販更令人聞之色變，毫不諱言的暗示過去結交的歐、亞、美各國女友，每個人都對他讚不絕口，尤其是生殖器官最傲人，眼前這位將近50歲的中年男子話鋒一轉，竟問起我的住宿地點？我當然是趕緊開溜了。

在我的埃及朋友們中，有人當過第三者；有人背著妻子找情人，被妻子掃地出門；有人與已離婚的前女友藕斷絲連，只為滿足生理需求；有人年輕時，腳踏數條船，以花花公子自稱，直到中年生子才認命盡父職；也有人不期然與性工作者當過室友，知情後沒多久即連夜搬家。

從駱駝商人、公車上嗑瓜子的年輕人、家具店員、警衛，到自以為英俊瀟灑的中年人，每個搭訕我的男人都心懷鬼胎，儘管這些人、事、物都過去了，回想起來除了覺得心有餘悸外，更讓我覺得人性的本相實在比革命的鬥爭更驚險、難測。

一位工作夥伴曾跟我分享，他與大多數埃及男性相同，主張結婚後妻子專心在家裡帶小孩，妻子也照做了，誰知竟成了夢魘的開始：三不五時妻子便致電抱怨孩子調皮搗蛋、親戚間的生活瑣事，回到家，妻子看到一臉疲憊樣的他，不像婚前總是甜言蜜語而心生猜忌，最後他只好下班後往咖啡店跑。

通常老牌咖啡店不允許女性入內，高級咖啡店則成了埃及性工作者的聚集地，接近半夜時分，性工作者就會濃妝艷抹準備接客。我的社工員同事通常也藉機試圖親近她們，或利用早晨時分她們工作完畢，在咖啡店休息時，主動向前攀談，待建立起微乎其微的信任感後，一部分的人開始到首都的艾雪哈中心參與職業訓練。

不少伊斯蘭婦女婚後，丈夫希望他們成為家庭主婦，但另一方面丈夫卻無所事事，這一類無技能的婦女為快速賺取家用，選擇從事「性」工作。像這種類型的性工作者，即是我所服務的艾雪哈全方位發展中心的目標對象，希望提供她們職能訓練以脫離性行業，同時對她們進行滋病預防宣傳，避免感染性病。

風雨飄搖的艾雪哈中心

2011年2月埃及爆發革命，艾雪哈中心一度全面停擺，直到三月初才正式恢復營運，許多性工作者在這過程中自然消失了，原因可能是受限於經濟壓力，轉往其他區域工作，無暇等待微薄的職訓津貼；此外，也有性工作者不願意承認自己從事性工作，認為受助於艾雪哈組織被貼上標籤，為了「尊嚴」，憤而離開組織。

2011年3月底，又因一件偶發事件導致辦公室再度關閉。一位新結識的性工作者到組織進行諮商詢問，與社工員一對一會談後，回到大街上，竟大聲嚷嚷組織逼迫她從事性工作。由於性工作乃重罪，嚴重可依伊斯蘭法判死刑，大樓警衛會同警察立即來中心審查實情。過去中心對外宣稱的服務項目是愛滋病防治教育，但為了就近幫助性工作者，才同時提供中心場地進行職能訓練。此事件讓中心負責人決定關閉此據點，也將職業訓練課程據點轉往各處，不久，由於場地不足、職業訓練績效低，陸續取消了烹飪、教育和戲劇等課程，最令人惋惜的是，儘管戲劇課程相當成功，學員也個個唱作俱佳，但先生反對她們公開賣藝，一切成果煙消雲散。

埃及社會明顯傾斜大男人主義，已婚女性上衣的衣擺需蓋過臀部，坦胸露背更是大忌。我平常熟悉的工作夥伴，總是用頭巾、外加一身長袖衣褲把自己包得密密實實，私下相處看到大家的真面目，則是個個染了一頭金髮，身材曼妙，化妝品、行頭更是五花八門不及備載。

我服務的組織曾針對社工員舉辦兩天一夜的在職訓練，即使對女性社工員來說，離家夜宿仍是件了不得的事，出發前有幾位社工夥伴，因父母反對不得參與，最後只能帶著羨慕神情、淚眼汪汪目送我們離開。我們到開羅郊區的飯店進行一系列研習，這次特別針對社工處理性工作者案件的技巧和應變能力，也開放社工員對組織領導工作提出的看法和建議，大家炮火連天的列出數十點，組織領導們在一旁聆聽，一邊記錄。

社工員提出若面對性工作者欺騙組織，以獲取同情的等個別案例問題，該怎麼處理；面對組織領導的處事方針，社工員則認為主管之間的政策對立，造成她們無所適從。講師的答案雖無法滿足每個社工員的問題，但每個人得以盡情發言，總算是宣洩了壓抑已久的情緒。

「一艘船上坐了基督教牧師、伊斯蘭教祭司、律師、工人、老師和愛滋病患者。船底破了洞、快沉了，身為船長的你如何決定拋棄生命的順序？」這是我們組織具律師身份的老闆率先拋出的難題，每一組提出的理由都頭頭是道。

答案揭曉，是大家一起滅頂。因為：人人生而平等，組織人員對待性工作者也不該有分別心。

雖然埃及宣稱是宗教自由、開放的國家，但信奉伊斯蘭教的民眾們，對於性工作者仍存著巨大歧視，要在埃及推動性別平等運動，著實不容易。

當我離開性工作者職訓中心進入貧民窟幾個月後，在街上偶遇某位性工作者，她主動叫住我，並向前親吻彼此的臉頰以示問候。感激這位性工作者對我的友善回饋，讓我更加相信，基於尊重和了解的相處，是泯除歧視和分別心的最佳明證。

（作者為2010-2012年浩然基金會另類全球化計畫駐埃及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