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婚異男過年回鄉的紅包壓力

by 陳柏偉

我高中畢業後離開家鄉到台北唸大學,這30多年在台北工作、定居、結婚、生女,早就成了台北人。除了暑假回鄉外,農曆過年是每年必得實行的重要儀式。

異性戀男性的社會壓力,不僅是傳宗接代,也體現在紅包大小的社會成就壓力上。Photo by Jason Leung on Unsplash

認知的年節圍爐意義

20多歲時回家過年,和少年時住在家裡時沒什麼兩樣,反正就是個穿新衣領紅包的節日。習俗告訴我們過年是閤家團圓的節日,遠方的遊子都得回來一家團聚。

記得姐姐高中時,某一年農曆新年參加了救團團的寒假活動,破天荒家裡少了個人吃年夜飯。那時我心裡埋怨著姐姐自私,竟然為了玩樂而沒有一家人圍爐。幾年後妹妹結婚,過年時理所當然地在夫家吃年夜飯。家裡少了一人吃飯,還真覺得有些不適應。

抵抗社會習俗這件事,不如自己想的放得開

我在30歲那年結婚,婚後第一次帶妻子回高雄過農曆年。出發前一夜,妻子因為無法與自己家人圍爐而落淚,我雖然努力同理她的處境,但只是說著習俗就是這樣,忍耐一下,過幾天就回娘家了。一直在社會運動圈工作的我,以為自己很能抵抗各種社會習俗,但其實並不如自己想的那樣放得開。20多年來夫妻兩人協商除夕當天回高雄,初三再回台北娘家,算是突破了「初二回娘家」這種社會規約;可我也從來沒有想過待在台北吃年夜飯。最重要的原因是自己長年沒有與父母相處,過年時多爭取一天的時間應該也不為過,但背後或許還有父系社會的習俗壓力。

過年這事沒法說完全是個人選擇的問題,也可能不只是父權制的社會設計:什麼時候回家,回家多久,放幾天假,甚至領多少年終獎金,能發出多少過年紅包,基本上都和產業經濟、政治治理息息相關。

作者認為對長期在外工作的遊子而言,抵抗社會習俗不如自己想的放得開。Photo by Dru Kelly on Unsplash

紅包大小算是男性回鄉的社會成就壓力

年輕時,因為長年從事社會運動,平時的薪資便低於平均水平;這幾年離開社運團體,但工作都不是正職,理所當然沒有年終獎金,每到農曆年便會為該發多少紅包給父母,還有親族晚輩而苦惱。想給多卻生不出鈔票,又怕給的紅包太薄會讓父母擔心我的經濟狀況。這應該算是一種男性回鄉的社會成就壓力。

春節團聚圍爐起於農業時代,而用紅包大小來展現個人成就應該是現代由農轉向工的城鄉移民發展出來的傳統。我不知道異性戀家庭過年團圓這事有沒有辦法不那麼男性中心,但隨著自己年紀愈長,壓力也愈來愈小。過年於我就不太完全是社會規範,利用這難得的長假與兩方家人好好相處,才是這年度大事最重要的意義所在吧?

(作者為台灣男性協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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