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存在的目的，不在贏得官司，而是不讓司法程序成為受害人療癒的阻力

by 余瑞庭、王於鎮

前言：王於鎮律師，從2016年3月與桃園市助人專業促進協會（以下簡稱協會）的社工員、心理輔導員（以下簡稱心輔員）為被性侵害而受傷的未成年孩子（以下簡稱孩子），一起陪同走在療癒的這段路上。

與以往嚴肅、不苟言笑的律師刻板印象不同，於鎮律師更像一個大哥哥，帶著律師的專業，協助孩子、孩子的重要他人（爸媽），一起尋求的司法正義。他告訴我，其實被性侵的未成年孩子，在司法上，真的是很弱勢的一群，在沒有進來協會之前，沒有接觸性侵害案件之前，他也不知道。

從一開始發生事件當下的通報，部分警察同仁以懷疑的口吻進行筆錄與偵訊，讓孩子覺得受傷，自己一一得回憶事件發生時的任何細節，感受到的是不信任與二度傷害。

在我們協會，通報收到案件時會有社工、心輔員（視狀況而定）以及律師一同到達現場，讓社工或心輔員能第一時間關心孩子，讓受創的心靈可以暫時緩和下來，情緒得以抒發與被理解；律師與警察對話，協助警方釐清重點，與被害人有邏輯地確認陳述重點，做好證據的保存。

2014年，衛福部所公布性侵害通報件數17,513件，其中全國地方法院檢察署該年度受理件數4,736件，其中有2,201件起訴，起訴率46.47%，換言之，通報件數中，僅有12%的加害人經由檢察官起訴進入司法。所以，許多案件常因證據不足，而未能起訴成功，在第一時間內，證據的保存，才能讓加害人繩之以法，保障更多人。

之後的司法流程，工作團隊與孩子，能在比較溫馨、熟悉的環境，先行準備好法庭上的交互詰問，減少孩子面對法官的害怕與加害人辯護律師咄咄逼人的質疑，不要讓司法流程成為個案復原的阻力。

律師更提供了社工無法提供的「閱卷」功能，對於法庭上的攻防，知己知彼，才能百戰不殆。

所以，一般性侵害案件，行為人的辯護律師往往塑造被害人是自願的形象，是個說謊的人，所有的質疑，讓被害人覺得是場人格上的毀滅，讓被害人對於司法沒有信心，對於自己失望，甚至自暴自棄，影響了個案的創傷復原。

沒有律師與社工陪同的孩子，往往是辛苦的。司法體系（警察、檢察官）對於非司法體系的社工，有著權力位階上的優越感，常聽見在相關法律流程上，司法體系會有這方面的質疑（你這社工懂什麼），進而也降低了孩子對於社工的信任度，也造成網絡單位內對於孩子的二度傷害，這都是我們所不願樂見的。

所以協會找來了一位熱血的於鎮律師，一起參與在工作團隊之中，為未成年性侵害被害人的孩子與家庭提供法律協助，但又不僅僅是法律協助，同時讓孩子對於司法流程的有所認識與降低出庭的恐懼，讓家長能對於司法上的期待有更清楚的認識，家長在許多面向上（不僅僅是法律）上，往往聽從律師的建議比社工更多，讓律師擔任教育家長的角色，讓社工不必多負擔法律上的諮詢與責任，不用再聽到如果官司輸了，是不是算社工沒講清楚的焦慮；讓心輔員能從更多面向，司法上、家庭間的動力流動，更認識孩子與其家庭，進而制訂更好的處遇計畫，讓孩子能早點被療愈，發現自己不再是受性侵，無力抵抗的受害人，而是有機會發現自己是有力量的程序參與者，讓加害人繩之以法的重要角色。這對於孩子的復原，有著極大的幫助。

我們實驗著怎麼才能對我們關懷的孩子，提供最完整的協助，不僅僅是社工、心輔員，更找來了律師成為團隊的一員，我們看見了孩子心裡療癒上有些不一樣，案家庭關係也有提昇，我們想這是好的，我們相信，這是一條對的路，一條值得堅持到底的路。

（作者余瑞庭為桃園市助人專業促進協會社工，與王於鎮為合作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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