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戀在校園的一二三事

by 鄭智偉

同性戀現身come out

在演講關於同性戀平權教育這個議題時，我常常會邀請協會（編按：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的男女義工朋友共同前往，而我們在面對與會的老師時，也都是採取很自然現身的方式。也因此，很多時候，老師一次便會看見兩三位同性戀站在他們面前，跟他們分享著屬於同性戀朋友的生命故事，從如何發現自己的性傾向到感受到家庭社會結構壓迫在自我身上的壓力、及如何尋求資源幫助自我認同、至同志身份在校園環境中與同儕與教師的互動關係，我們皆娓娓道來。

有趣的是，老師們常常很難接受站在台上坦然說出自己同性戀性傾向的我們，總是會很訝異的再問一次：「你們真的都是嗎？」、「你們不像啊？！」、「你們都不害怕嗎？！」等等有趣的問題；也有老師在得知道我們是同性戀後，在演講不到十分鐘後就選擇離席，表示這樣的演講對他們的震撼太大無法接受。但我總相信，讓老師與同性戀面對面互動，是讓教師看見真實同性戀最好的方式。

大多數的教師們會表示，他們長這麼大第一次有同性戀活生生的出現在他面前，我也說明了，也因為老師們對於同性戀的想像大多來自偏頗的媒體報導或是文章，有這樣的刻板印象也不足為奇了！接下來我常會借一份當天的日報，把一些社會新聞發生的主角面前都冠上「異性戀」三個字，如「異性戀」王曉嬋與「異性戀」鄭余鎮這樣的顛覆的用法，讓老師了解媒體是如何加深了大眾對同性戀的污名。

同時我也會問問現場的老師，班上是否有同性戀的學生？一般老師的反應大多是沒有，輔導老師則是或多或少有一些相關的個案。之後我常用學校的總學生數乘以同性戀佔總人口之比例，如一個國中大概會有一千五百人，乘以同性戀佔總人口數百分之七（較保守的數字），則一個學校大約會有一百名同性戀的學生，大約是二至三個班級的人數。當這樣的數字出現時，許多老師的反應是不可置信或是感受到原來同志學生是真實存在於校園或班級中，老師們也體會出了同志學生是如何在校園中消失不見而看不見他／她們的存在。

是教師也是同志的母親

去年夏天，我與同事鈺麟應婦女新知基金會的邀請，在一場性別輔導的座談中，針對同性戀議題與現場約六十位的國高中教師進行一場座談，我們主要是針對在教育體制中，如何與學生們進行認識同性戀這個議題，並以自我生命故事敘述的方式，讓與會教師有機會與同志朋友面對面的互動，與會老師們也提供了許多他們在教育現場中所觀察到及實際遇到的問題與我們分享。

進行至後半段時，有位男性的教師便急著上台要發言，他表示他有些話是非說不可，我便將麥克風交給他，他便激動的說著他對同性戀的看法，覺得社會愈開放的同時，同性戀這樣不合道德倫理的事情也變多了起來，教師要站在輔導的立場來矯正好這些誤入歧途的同性戀學生，以免將來愈陷愈深，所以他很不認同當天座談我與鈺麟對於同性戀平權教育的觀點。這位老師分享完後，雖然我們不贊成他的意見，但表示相當佩服他真誠說出自己真實的想法，而後來有些老師也發表了一些意見，值得安慰的是，都是一些對同志平權教育正面的分享。之後那位發言的老師便再也沒有抬起頭上課了，他的眼光便停留在當日的報紙上。

演講完後，一些老師便找我們聊聊一些對於在校園裡推動同性戀平權教育的想法，在一一回答後，老師逐漸散去，但當大夥都離開時，有一位老師便步上前來，緊緊握住我的手，要我們在同志平權教育這個工作上，繼續加油努力，並表示她會捐款給我們協會，而當她說著這些話的同時，我也發現她眼角裡是泛著淚光。我問她是不是有什麼地方是需要我幫忙的？她哽咽的說出當那位男老師上台發表對於同性戀的看法時，她坐在台上時便忍不住的哭了，她說她的兒子也是個同性戀，因為受不了台灣對於同性戀歧視與壓迫的環境，便出國尋找一個比較友善的環境，她也說，孩子的成長過程是充滿壓力與痛苦的，而她這個媽媽在得知自己的孩子是同性戀時，也是很難接受，但如果她都不能給孩子支持了，誰又能支持她的孩子呢？

我送了一本認識同志手冊給她後，要她好好加油，也給予一個大大的擁抱，跟她說，她兒子有她這樣的母親，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本文節錄自《校園現場‧性別觀察》，蘇芊玲、蕭昭君主編，女書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