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疫情下台灣同志家庭跨國生殖的挑戰與風險
by 朱家瑢
2020年的今天，臺灣雖已通過同婚專法一年餘，《人工生殖法》卻仍將單身者及同志配偶排除於生育技術輔助對象之外。想要透過人工生殖技術生養小孩的單身者以及同志配偶，只能放棄臺灣先進醫療技術，向海外另尋他法。過去，臺灣同志社群秉持著自立自強和互助精神，突破重重難關，摸索出一條海外求子之路，雖然充滿變數，也確實讓許多同志得以實現生育心願。估計已有超過百個暱稱為「彩虹寶寶」的小孩順利誕生在同志家庭中，受到家人無微不至照顧。但COVID-19全球疫情蔓延後，同志社群陷於「國內做不了、海外去不成、時間不等人」僵局。臺灣同志家庭權益促會長期服務有意生養的同志，希望以本文記錄這群準家長此刻處境，以及臺灣同志家庭距離平權的距離。
同志成家路迢迢
臺灣同志社群成家途徑相當多元，不論是前次異性戀婚姻／伴侶關係所生之子女而組成重組家庭，或是透過人工生殖、收養、共組多人家庭等，都是同志生養小孩的方式之一。其中由於臺灣人工生殖技術僅限於已婚異性戀夫婦使用，想要成家的同志必須千里迢迢跨海求子，近年來，陸續有許多求子成功的「學長」和「學姊」們，在經歷長年摸索和嘗試後，逐步整合同志友善的海外人工生殖資訊，並將之引介回臺灣同志社群中，讓後續有心求子的同志得以少走一段冤枉路。這條橫跨多國及多方機構的海外求子之路，除了費用昂貴，支出較國內人工生殖高出甚至十倍（海外人工生殖費用每次約六十萬至上百萬，國內則十多萬），赴海外前還得克服語言和文化隔閡，搜集資料並協調各方：精子銀行、卵子銀行及捐卵者、人工生殖診所、代孕仲介及代孕者、律師事務所等，工程相當浩大，其中辛酸血淚也鮮少為主流社會所知。
跨國生殖挑戰與風險
平常時期，即有不少同志因為中途意外，海外求子之路以失敗收場，如：生殖細胞運送不順、海外醫療技術落差或是身體因素等，期間來回奔波、請假出國、計算生理週期、海外實施麻醉手術、承受未知等精神壓力，難為一般人所想像。想要透過海外人工生殖的同志準家長，因為花費昂貴，為籌措足夠費用而必須延後生育年紀，間接導致高齡產婦風險，或是日後育兒時，因體力和年紀略感吃力；也因為出國生育機會寶貴，為求成功率，即便年齡和身體狀況允許，多數也會直接選擇醫療介入程度較深的體外受精（俗稱試管嬰兒，IVF），而非像國內循序嘗試人工授精（IUI），或是較為溫和的刺激排卵用藥方式，均是同志跨國生殖背後所需承受的隱形風險。
疫情期間求子僵局
即便海外求子之路充滿挑戰，稍有變動都可能功虧一簣，甚至賠上個人健康，卻仍無阻同志社群想要成家且實踐成家的行動，只是近期在COVID-19疫情攪局下，不少等待出國的準家長苦不堪言。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2020年3月20日發布通知，提升全球國際旅遊疫情建議等級至「第三級：警告」，國人應避免所有非必要的出國旅遊，有意赴海外執行人工生殖的同志，此時也只能按旅遊管制規定暫時緩下成家計畫。只是，何謂「非必要的出國旅遊」？當國內法規將輔助生育的人工生殖技術，限縮至僅有異性戀已婚夫婦得以使用時，有意透過人工生殖生養小孩的單身者和同志配偶，又何來其他選擇？
臺灣因防疫得宜，人民所受生活衝擊相對較低，並未像許多國家一般，出現暫停助孕生殖療程的政策。例如，美國因爲醫療資源有限且考量健康風險，美國生殖醫學會（ASRM）發布建議，停止各項包含IUI及IVF在內的新療程，並強烈建議取消所有胚胎移植療程。對比起來，臺灣婦產科及人工生殖診所仍能維持日常看診，但是對於上門求子的同志，也頂多僅能提供健檢和衛教資訊，幫助有限。明明臺灣具有高醫療水準，他國異性戀夫婦慕名來臺從事人工生殖，同為公民的同志們卻只能等待疫情結束才能飛奔出國。當時間一久，每一個月過去，就是一個寶貴受孕週期流逝，至今半年過去了，同志社群中不乏感嘆與失落，「年紀也不小了，不知道還要等多久……」「今年初還能選擇到美國或是日本做人工生殖，現在哪裡都不能去，待在臺灣最安全…」也有準家長已經進入取卵或是預備植入胚胎程序，原本要進行的賀爾蒙療程後卻被迫中斷。金錢花費不說，也造成額外身體負擔，打亂原有生子計畫，未來是否有機會再次執行也充滿變數。
同志家庭疫情影響
幸運趕上疫情擴大前受孕成功的家長，則感嘆寶寶出生後恐怕少了許多同期玩伴。同志家庭的連結，除了家長之間相互支援形成支持系統，也在於同志家庭的孩子們能陪伴彼此長大，在這個緊密的同志家庭網絡裡，他們不再是「少數」，而能與同伴共享同一個身份認同，共同交流這一身份認同所帶來的酸甜苦辣。疫情所造成的跨國生殖衝擊，讓需要群體支持的同志社群──特別是同志家庭的小孩──少了許多同伴，恐怕也是在疫情蔓延初期任何人都難以預料的。
代孕與跨國同志家庭
除了合適的生育年齡不等人，寶寶的出生成長也不等人。COVID-19疫情下，當一般人避疫情唯恐不及，慶幸自己生活在相對安全的臺灣時，有不少同志家長卻反其道而行遠赴他國，只為接回代孕出生的小孩。這些家長中，不少人求子多年，歷經跨國生殖的各種艱難，好不容易盼得小孩即將呱呱墜地，還必須先在各國旅遊管制夾縫中，努力尋找一條抵達寶寶出生地的道路。即使如此，他們在最後一刻仍可能因旅遊管制，無法順利抵達海外醫院迎接新生兒出生，而必須商請在地親友協助，或是預立監護人，與律師、代孕機構及醫療院所商討因應措施，以便因應突發狀況和進行重要醫療決定。此外，因疫情影響，各地核發身分證明文件的行政機關均可能延遲作業，以美國負責核發護照業務的美國國務院為例，僅在生死攸關的緊急事件（life-or-death emergencies）下才准予核發護照。換言之，即便同志家長抵達異國，仍可能因為各式行政作業要求和限制，導致延長滯留海外時間以及提高染疫風險。代孕家庭之外，無法順利和小孩一同返抵國門的，還有因疫情分隔兩地的跨國同志家庭。對於跨國同志家庭而言，家庭的重聚不只在於孩子能否返臺，也包含與孩子建立依附關係的主要照顧者，能否與孩子穩定同在。當婚姻與親權保障排除了跨國同志伴侶，同志家庭年幼的孩子也一併失去保障。
改善生殖不平等迫在眉睫
現階段全球深陷疫情泥淖，為求實現成家夢想，同志社群持續追蹤最新旅遊管制和防疫措施之餘，也只能相互打氣。臺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作為同志家庭組織，除了提供海外人工生殖資訊，以及協助代孕和跨國同志家庭盡快返國團圓，我們更要追問：跨國生殖的求子門檻，是獨為單身者和同志配偶所特別存在嗎？將單身者和同志配偶排除於臺灣輔助生育技術使用之外，是否形同生殖歧視？為何單身者和同志配偶想要成為家長的心願，無法和異性戀夫婦一樣，享用生育科技協助，以及社會資源挹注？當瘟疫蔓延，社會結構中區別對待及障礙更被凸顯，我們更加深刻體驗同志社群脆弱處境，以及迫切改善生殖不平等的必要。
（作者為臺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辦公室暨家庭服務主任，本文經台大婦女研究暨研究學程授權，轉載自婦女縱橫113期P.24-27。原標題「愛在瘟疫蔓延時：Covid-19疫情下台灣同志家庭跨國生殖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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