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疫情,思考習以為常的家務分配

by 陳香婷

COVID-19疫情期間,性別平等大退步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於今年(2021)3月提出的「全球性別差距報告」(Global Gender Gap Report),新冠肺炎使得性別差距比(達到各領域性別平等的所需年數)竄升為135.6年,比起2019年的數據增加了36年。而行政院1月公布的《性別圖像》統計顯示,有配偶的女性平均每日無酬家務及照顧時間為4.41小時,疫情後的付出時間高出男性伴侶3個小時。

疫情重創全球女性,導致性別差距擴大36年。Photo by CoWomen on Unsplash

COVID-19確實讓性別平等大退步,然而為何多數人認為女性理所當然應當料理家事?《厭女的資格:父權體制如何形塑出理所當然的不正義?》作者凱特.曼恩(Kate Manne)指出,部分男性擁有一種「資格感」,認為女性沒做家事是「虧欠」,男性出手協助則是「施惠」。以《第二輪班:那些性別革命尚未完成的事》作者霍希爾德(Arlie Hochschild)提出的「感謝經濟學」(economy of gratitude)觀點分析,丈夫認為自己「幫忙」家務已經足夠,在外工作的妻子卻希望平等分擔;高所得的妻子以薪水貢獻家庭,但被丈夫視為對男性認同的威脅。

因此,如同《所有的憤怒:母親、父親,及平等伴侶關係的神話》作者達西.洛克曼(Darcy Lockman)所言,在外工作的父親擁有負責照顧工作的太太,而工時長的母親則只有躺沙發的先生。彼此的想像與對方的期待互相衝突,導致分配家務的原則回到原始的父權機制。

由於女性在異性戀伴侶關係中受到的社會標準約束遠高於男性,也缺乏對自身資格的認定基準,為了符合完成家事的要求,女性只能尋求親友外援、家事外包(保母、家政婦等),甚至犧牲自己的職場事業。相較於公領域的性別主流化,千禧世代對於婚姻場域中的性別態度仍然保守,長期以來家務勞動的分配不均,在疫情間更是逼迫女性一刻不得閒。

感激還是質疑,新好男人的存在

儘管自六零年代以來,父親花在家務的時間已大幅提升,在雙方皆全職工作的情況下,女人在家中的工作量仍是男人的兩倍以上。然而,許多民眾認為如今「新好男人」已是常態,若男性配偶不願分擔家務,是自己擇偶錯誤,無從責怪全天下的男性。

研究顯示,COVID-19疫情已經對女性產生不成比例的影響。Photo by Charles Deluvio on Unsplash

事實上,大多男性投入的照顧家務為「陪小孩玩」、「倒垃圾」等,相較之下時間付出較少的任務,而女性則負責清潔整理等,勞動力較高的工作。「新好男人」的頭銜讚揚男性的貢獻,若自己願意分擔家務就已經十分了不起,其背後的邏輯仍然是把「不做家事的男人」作為標準值,並期望女性珍惜主動做家事的「稀有動物」。

另一方面,即使雙方皆有全職工作、共同賺錢養家,但是當女性提出家事分配的問題時,男性通常卻期待對方大事化小、不要斤斤計較。從女性開口要求一起參與家務的同時,便已經違反了父權社會視家務為女性職責的規範。就算是全家的責任,在女性提出一同負擔家事之前,便須經過觀察開口時機、考量要求方式等種種情緒勞動。

而在防疫期間,強加於女性的情緒勞動不減反增。《拒絕失衡的「情緒勞動」:女人停止操心一切,男人開始承擔》作者潔瑪.哈特莉(Gemma Hartley)認為,身為家管肩負發現問題、分配任務、安排時間、要求配合等繁瑣工作,只因為其他家庭成員不會主動承擔,是一種「情緒勞動」。疫情之下,居家工作的職業母親需要同時料理各種生活中的大小事,不僅參與孩子的線上課程,還得照料家人三餐及留意日常行程,甚至要顧及家人的情緒,最後只能擠出零碎時間完成自己的工作。相較之下,居家工作的父親可以心安理得地整日待在書房,專心工作不受打擾,不需要擔心用餐和孩子的各種問題。

在家中負擔絕大多數的家務及情緒勞動之外,女性還得面對職場上工作權難以保障的問題。Photo by Helena Lopes on unsplash

代價高昂的「無償」勞動

在家中負擔絕大多數的家務及情緒勞動之外,女性還得面對職場上工作權難以保障的問題。受疫情衝擊,去年(2020)美國勞動市場已經流失了86.5萬名女性,是男性的4倍以上。除了更容易失業,台灣女性回到職場的機會也相當渺茫。台灣女性勞動參與率在30歲之前皆高達9成,但是到了40-44歲的勞動參與率下降到74.5%,遠低於美國及日本,到了50-54歲的勞動參與率則已落後韓國,並隨年齡上升持續而下滑。台灣的女性勞動參與率從30歲以後持續下降且無法回升,恐怕跟結婚、生育、照顧家人有密切的關係,例如台灣女性平均生育年齡為31歲,而勞工到50歲左右則可能開始會面臨家中長輩需要照顧等需求而離開職場。

事實上,為家庭犧牲事業的代價是可以估計的。2020年一名英國女子在離婚官司中,成功向前夫索取40萬英鎊(約台幣1572萬元)。女性的無償工作確實支持了社會及經濟的發展,然而,付出勞力的她們未能因此獲得什麼利益,因為社會認為這些家務及照顧如此理所當然,甚至因為家務反而阻撓了女性潛在的就業機會。

免費家務不該被視作理所當然。男性除了看到自己的付出和貢獻之外,也應該思考為何自己與其他同儕能夠坐享父權紅利,並時時刻刻檢視自己是否與伴侶平均分擔工作。而女性缺乏「自己可以不用負擔所有家事」的資格感,導致家務分配不均卻仍悶不吭聲,甚至為丈夫辯護,也應該站出來發聲。

而執政者為男性居多的政府官僚,鮮少了解職業婦女面對無薪家務的困境,任其工作、家庭蠟燭兩頭燒,應該盡可能納入女性觀點及意見,讓更多元的視角及意見加入決策圈。家務分配不只是女性的議題,邁向超高齡化的台灣迫使每個人都將面對照顧難題。因此,唯有承認並討論無薪勞動的問題,實施有薪的照顧假、推行公共托育及照顧政策,才能卸下婦女肩上沉甸甸的重擔,放手揮灑屬於自己的斑斕。

參考資料:

(作者為婦女新知基金會實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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