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從大自然的女人與種樹的男人
by 江慧儀
大學的時候,總覺得自己絕對不是塊學術研究的料,沒想到,因緣際會走入環境教育領域之後,還是在工作八年後去唸了研究所。研究所畢業後,還繼續跟著指導教授作個小研究。雖然常常因為工作的繁雜,讓我對於這小研究常因為心有餘而力不足而對老師與同行研究的學弟妹感到對有點兒愧疚,但另一個讓我不願意輕易放棄參與研究的原因,其實是每次進入田野訪談時,從受訪者那裡感受到的的生命力量,總讓我覺得:「多麼幸運,我能夠遇上這些美麗、精彩的小人物!」
阿瑛姨和古先生就是我在近期的田野中所遇到的兩個「平凡卻又不凡」的小人物。他們兩一女一男、一北一南;一位僅有小學畢業,一位擁有大專學歷。但兩個都是站在自己從小長大的土地上,用自己的方式持續發光發熱的生命。
熟悉台灣反核四運動的人,沒有人不知道福隆火車站外,「福隆三號」的老闆娘。對核四運動不熟的人,但看過「貢寮,你好嗎?」這部紀錄片的人,大概會注意到片中極少出現的女性身影。她,就是阿瑛姨。
阿瑛姨從小住在貢寮鄉的山上,後來嫁到福隆。濱海公路開通後,來往福隆的私家車輛大增。在一次被轎車撞傷的車禍後,讓她開始思考人生的意義究竟在哪裡?也因為這樣觀念的轉變,帶她走進為家鄉站出來反核的生命歷程。
阿瑛姨曾在福隆海水浴場工作了十多年。她說,福隆沙灘,對她來說就像自己家的廚房一樣,再熟悉也不過!二十多年來,福隆海灘的變化,澳底、貢寮、福隆這一帶的環境變遷都清晰地看在她的眼裡,也讓她更堅定地讓她走在反核的路上。她本來只是單純因為不希望核電廠破壞家鄉而參加了自救會發起的抗爭,但在參與的過程中,她發現許多不合理、不公義、不真實的官方說詞。為了不讓政府請來的「專家」用知識的傲慢來敷衍貢寮鄉民,阿瑛姨開始蒐集各種有關生態環境、核能的相關資料,既使自己沒讀太多書,她仍勇敢地拿起六法全書與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細心研讀。長年下來,談起核能議題,阿瑛姨的相關知識絕不會輸給所謂的專業環保人士!
在長期的參與中,阿瑛姨也發現人民要表達聲音來對抗政府有多麼不容易、不平等。每一次的動員上台北抗議,她必須一通通電話邀請鄉親參與,動員結束後,她還是一通通電話詢問每個人是否都平安到家。而每一個走出來抗議的民眾,都要放下工作,關起店面,代表那ㄧ天沒有收入。一般的小人物如何扛得起像核四這樣長期抗戰所帶來的負擔?阿瑛姨說,她的兄弟姊妹中,她是經濟上最貧窮的一個,因為她將生命中最精華的時間與精神都用在參與保護家鄉的工作上。因此,她會告訴她的四個兒女,這一輩子能為兒女作的,就是不為他們留下債務,而倘若因為反核能夠成功,而留下債務,她相信也是值得的!
問她為什麼多年來如此堅持,她不願再長篇大論地述說核能、以及與核四糾結不清的政治問題,只說:「人就是要順著大自然走,對自然的破壞,也將會回應到人自己的身上」。
對於核四繼續興建,阿瑛姨嘴巴上說社區已經沒有未來,但她仍會說,社區有許多問題需要被關照,可見得,阿瑛姨其實還懷抱著對社區的希望。她說:「許多人說,我們來去坐遊覽車,去當義工。我說:『我們現在腳下踩的土地,就可以修道……』。」
離開阿瑛姨家前,她問我生孩子沒,我說:「還在考慮要不要生呢!」她叮嚀我說:「要生,要生,順著大自然的意思,就對了!」我笑了笑,心想,阿瑛姨對這社會,這世界真的並沒有絕望!
古先生是美濃在地客家人,初期是站在默認興建水庫的立場,而後來,當反水庫的聲音漸漸出現,他觀察到,官方相關單位在面對反對聲浪時,無法提出有力的證據來說服民眾,因而他也從一個默默的觀察者成為了反水庫的行動者。在歷經美濃反水庫運動之後,古先生覺得自己加入反水庫較晚,心中自覺有點小小的虧欠,因而開始更加關心美濃在地的環境問題,尤其是美濃焚化爐興建的議題,是他投入最多的環境行動。然而在這兩件大事都暫時成功平息之後,古先生卻興起了在美濃種樹的念頭。
六、七年來,他一個人在美濃各個不起眼的角落種樹上千棵。每天早餐店的生意打烊後,下午就是他開著車或騎機車種樹、澆水、照顧樹木的時間。剛開始他覺得自己像在做壞事,偷偷摸摸的。因為怕太太不同意,總是自己在下午神秘失蹤,不敢告訴太太他的行蹤。最後還是鄰居偷偷告密,他太太才知道自己的先生已經被鄉人譽為「種樹的男人」。現在,他要出門,太太常會要他穿反光衣,或戴手套,因為他常常在照顧樹木的時候,受傷回家。他知道,太太這樣的關心,表示已經默認了他種樹的行動。
古先生剛開始有邀請幾位朋友,但幾次後覺得每個人興趣不同,不好意思勉強友人,於是百分之九十九的過程都是自己規劃,自己設計,自己認養,自己維護就對了,一手包辦。他說,只要有空地有泥土他就會手癢想去種,美濃各地只要他認為適合種的地方他就會想去種下一棵樹苗。就算是水泥地、柏油路也會想辦法去把用鐵棍鑽成差不多大小的洞來栽種。種樹的歷程中,古先生也從一開始什麼樹都接受,到之後開始有種原生種的觀念。他說,他還在學習、摸索,什麼樣的樹比較適合種在美濃。為了讓他所種的樹長得更好,古先生會去上課、進修。他總問老師:「我這棵小孩子怎麼長不大,很煩惱!」他說:「樹不像可以帶到醫院看,你要找樹醫或專家來看,要怎麼醫治它。」
這六、七年來,古先生接觸過的樹大約一千五百棵,有些被人惡意毒死或破壞,有些被颱風刮倒,有些則已經開出好美好美的花,卻因為當地忽然要蓋房子,一下子就被剷平,連挽救的機會都沒有。不過,他說這些他都習慣了,他還是要繼續種下去,這一輩子不會想再作其它的事情了!
阿瑛姨和古先生除了讓我看到台灣草根小人物生命的輝光,更讓我恍然明瞭,「故鄉」的重要性。他們兩位都是在對「故鄉」的認同下發光發亮。我忽然很羨慕他們,有一個自己腳踩在泥土上,可以感覺很踏實的「故鄉」,可以為這故鄉付出,可以為這故鄉流血、流汗。而我,我從出生至今在台北三十幾年了,卻還在台北尋找我的「故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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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大地旅人環境教育工作室執行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