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秀娟的社運人生

by 張瓊齡採訪整理

鄭秀娟,台灣社區大學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女校長,也是2008年生命永續獎的得主。且看她在採訪高手瓊齡的循循善誘下,暢談她參與環保運動、社區大學知識解放的快意歷程。


(秀娟於七股護沙工作假期進行馬鞍藤的定沙植生工作─許彬攝)

大學時期的思想啟蒙

從小生活在眷村,我的爸爸是廣東人,媽媽是鹿港人,家庭教育始終要我做一個忠黨愛國的人。在台南女中念書後,甫接觸城市裡的多元世界,我才有機會看到台灣底層社會的真正面象,意識到,一旦家庭的經濟支柱倒了,就真的沒辦法翻身……

高三那年,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我看到國民黨知青集結靜坐在中正紀念堂廣場,激情聲援六四事件,唱著 「長江長,黃河黃……」之類的民歌。那場景,讓我詫異:台灣青年參與社會的活力與能力是否被誤用了?於是, 我告訴自己,上大學要參加一個「能說自己想說的話、做自己想做的事」的團體。

一進入中原大學,我加入「少年中國學會」。學長們帶領我們讀書、思辨,我接觸到唯物辯證這一迥異過去我所認識世界體系、解決問題的方法。

旁觀者到參與者

「人」才是我的終極關懷目標。離開學校後,原想參與婦女、勞工運動,但因緣際會,我進入「台灣立報」擔任記者。基於學生時代的背景,我主跑農委會、環保署及民間社團。

跑農委會新聞,我關心的是農民的權益;跑原委會新聞,就關心輻射屋的問題;進入社團,認識了拚命為車禍 受害家屬爭取權益的柯媽媽,又參與環保聯盟反核運動,陪著民眾反水庫、反高爾夫球場興建……跑了兩年多的新聞,意識到自己不是個旁觀者,是忍不住要跳進去 參與的人,需要透過實踐檢證自己的信念。

24歲時,我回到求學時期的台南,加入濕地保育聯盟(簡稱濕盟),當時反濱南工業區的運動正積極串連,我和其他回南部的社運青年並肩作戰,進行南高高屏等地區環境生態的保衛運動。

從環保運動轉戰社區大學

在濕盟工作期間,我學習到,如何民間部門如何跟政府談判協商;認識到台灣生態保育的重要,並建立起自己的生態觀,我在環境運動的視野從此被開啟。

然而,從大學到濕盟,我花了五、六年在衝鋒陷陣,彷彿社會問題救火員。在長期體力消耗中,我自問,社會運動是否有更根本的工作該去做?

當時台北縣正要成立社區大學,我為「知識解放、打造公民主會」的社大理念所吸引,除了社大可能成為社運 工作者的「黨校」這一想像外,我更期待多數人可以透過學習以及集體學習,認識社會是怎麼回事,並且不再置身於社會問題之外。但那時,我和一些朋友都不清楚 「學習─認識─認知─行動」這個過程有多遠和未必理所當然。

環保 不再只是中產階級的玩意兒

十年前,27歲的我感到焦慮。對人,我到底了解多少?人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經過這十年,我肯定人因為學習而成長,因學習而懂參與,因學習而有更大的自由度及包容度。我見識到人的可能性--人在好的環境裡,自然會變好。

參與環運,讓我意識到:當環境發生變化,最先受影響的是弱小的生物,弱勢的人。環境議題跟其他社會議題 環環相扣,對環境關懷就是對人對整個社會關懷。  過去我和一般人總認為談「生態保育」,是學者們、學生們的時髦,是中產階級才玩得起的;對藍領階級,就變成生存問題:為了眼前的一口飯,可以賣掉十年 後的那口飯。但現在,生態意識已普及,民眾慢慢了解眼前的這口飯不一定要吃,只要能保住未來的生生不息。二十年前,大家還相信經濟發展是創造神話,現在終 於能想像到破壞環境後可能換不來經濟力。

時代議題的轉變

今年七月,我很榮幸成為主婦聯盟的一員。我很欽佩,這裡姊妹們以身作則,信念與行為是一致的,並不時檢視自己,也檢視夥伴;堅持「合作思考」;在生活中不斷力行實踐,二十餘年來,始終如一。

當主婦聯盟過去所倡議的主張,一一受到重視,甚至被列為政策後,我們該做什麼?我認為,如果能在議題上 更細緻運作,並且做為一個讓主婦(homemakers)感到友善,能夠進行社會參與的NGO(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非政府組織)平台,這本身已極具意義。

上個月我也晉升為「主婦」了。從這兒看到最可愛的畫面是,媽媽們在參與完公共決策後,回到家和家人分工洗衣、煮飯完成家事分工。一旦社會、社區、家庭、生活是可以融為一體的,沒有角色轉換或調適上的問題,這不就是公民社會所要追求的人的生活嗎?

這不是個老大哥的沈寂無力的世界,是柏拉圖的充滿可能性的世界!

鄭秀娟小檔案: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第十六屆董事、台北市文山社區大學校長、樂活台灣協會常務理事、2008年生命永續獎得主。

(經作者授權,本文轉載自主婦聯盟基金會月刊,作者為台灣國際志工協會副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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