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秀娟的社運人生
by 張瓊齡採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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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娟於七股護沙工作假期進行馬鞍藤的定沙植生工作─許彬攝） |
大學時期的思想啟蒙
從小生活在眷村，我的爸爸是廣東人，媽媽是鹿港人，家庭教育始終要我做一個忠黨愛國的人。在台南女中念書後，甫接觸城市裡的多元世界，我才有機會看到台灣底層社會的真正面象，意識到，一旦家庭的經濟支柱倒了，就真的沒辦法翻身……
高三那年，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我看到國民黨知青集結靜坐在中正紀念堂廣場，激情聲援六四事件，唱著 「長江長，黃河黃……」之類的民歌。那場景，讓我詫異：台灣青年參與社會的活力與能力是否被誤用了？於是， 我告訴自己，上大學要參加一個「能說自己想說的話、做自己想做的事」的團體。
一進入中原大學，我加入「少年中國學會」。學長們帶領我們讀書、思辨，我接觸到唯物辯證這一迥異過去我所認識世界體系、解決問題的方法。
旁觀者到參與者
「人」才是我的終極關懷目標。離開學校後，原想參與婦女、勞工運動，但因緣際會，我進入「台灣立報」擔任記者。基於學生時代的背景，我主跑農委會、環保署及民間社團。
跑農委會新聞，我關心的是農民的權益；跑原委會新聞，就關心輻射屋的問題；進入社團，認識了拚命為車禍 受害家屬爭取權益的柯媽媽，又參與環保聯盟反核運動，陪著民眾反水庫、反高爾夫球場興建……跑了兩年多的新聞，意識到自己不是個旁觀者，是忍不住要跳進去 參與的人，需要透過實踐檢證自己的信念。
24歲時，我回到求學時期的台南，加入濕地保育聯盟（簡稱濕盟），當時反濱南工業區的運動正積極串連，我和其他回南部的社運青年並肩作戰，進行南高高屏等地區環境生態的保衛運動。
從環保運動轉戰社區大學
在濕盟工作期間，我學習到，如何民間部門如何跟政府談判協商；認識到台灣生態保育的重要，並建立起自己的生態觀，我在環境運動的視野從此被開啟。
然而，從大學到濕盟，我花了五、六年在衝鋒陷陣，彷彿社會問題救火員。在長期體力消耗中，我自問，社會運動是否有更根本的工作該去做？
當時台北縣正要成立社區大學，我為「知識解放、打造公民主會」的社大理念所吸引，除了社大可能成為社運 工作者的「黨校」這一想像外，我更期待多數人可以透過學習以及集體學習，認識社會是怎麼回事，並且不再置身於社會問題之外。但那時，我和一些朋友都不清楚 「學習─認識─認知─行動」這個過程有多遠和未必理所當然。
環保 不再只是中產階級的玩意兒
十年前，27歲的我感到焦慮。對人，我到底了解多少？人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經過這十年，我肯定人因為學習而成長，因學習而懂參與，因學習而有更大的自由度及包容度。我見識到人的可能性－－人在好的環境裡，自然會變好。
參與環運，讓我意識到：當環境發生變化，最先受影響的是弱小的生物，弱勢的人。環境議題跟其他社會議題 環環相扣，對環境關懷就是對人對整個社會關懷。 過去我和一般人總認為談「生態保育」，是學者們、學生們的時髦，是中產階級才玩得起的；對藍領階級，就變成生存問題：為了眼前的一口飯，可以賣掉十年 後的那口飯。但現在，生態意識已普及，民眾慢慢了解眼前的這口飯不一定要吃，只要能保住未來的生生不息。二十年前，大家還相信經濟發展是創造神話，現在終 於能想像到破壞環境後可能換不來經濟力。
時代議題的轉變
今年七月，我很榮幸成為主婦聯盟的一員。我很欽佩，這裡姊妹們以身作則，信念與行為是一致的，並不時檢視自己，也檢視夥伴；堅持「合作思考」；在生活中不斷力行實踐，二十餘年來，始終如一。
當主婦聯盟過去所倡議的主張，一一受到重視，甚至被列為政策後，我們該做什麼？我認為，如果能在議題上 更細緻運作，並且做為一個讓主婦（homemakers）感到友善，能夠進行社會參與的NGO（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非政府組織）平台，這本身已極具意義。
上個月我也晉升為「主婦」了。從這兒看到最可愛的畫面是，媽媽們在參與完公共決策後，回到家和家人分工洗衣、煮飯完成家事分工。一旦社會、社區、家庭、生活是可以融為一體的，沒有角色轉換或調適上的問題，這不就是公民社會所要追求的人的生活嗎？
這不是個老大哥的沈寂無力的世界，是柏拉圖的充滿可能性的世界！
鄭秀娟小檔案：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第十六屆董事、台北市文山社區大學校長、樂活台灣協會常務理事、2008年生命永續獎得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