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法律與愛滋污名

by 林宜慧

關於愛滋，2012年，是紛雜凌亂的一年。

從前一年綿延而來的「愛滋器捐事件（註一）」，在2012年持續發生病患對醫院院長與心臟外科醫師提告、監察委員提出彈劾案與糾正案等（註二、三）。

9月間爆發「北市某國小教師遭黑函檢舉疑似感染愛滋事件」，12月間同案延燒出「教師以毒品為性交易，恐感染百人」的續尾，當事人遭教評會由停聘改為解聘，受到檢方羈押審問。

好消息是，器捐事件的受贈者，在經過投藥一年後，檢驗結果都呈陰性；儘管醫界以「史無前例，建議繼續投藥觀察」保守回應這樣的階段結果。

以及，在民間兩年來多方催動下，政府首度召開「愛滋醫療費用因應對策公聽會（註四）」，主動邀請民間代表發言，後續也朝民間建言研議，雖則對於最後政策如何決定，目前言之過早，但這個過程中，民間充分發言，已經相當難得。

從媒體報導觀察，社會看待愛滋器捐事件的主流態度其實有過轉變。

2011年8月底，事件剛爆發時，媒體報導傾向集中火力在攻擊事件過程中的人為疏失，以及對器官受贈者給予「無辜受感染」的同情。

之後，開始出現「給受贈者與有需要的移植團隊人員做抗愛滋病毒藥物的投藥」的報導，某媒體「醫師半身浸於血水中」的標題與照片震撼社會，「好醫師可能因此染上愛滋」成為多數民眾的惋惜感受，對移植團隊付以近乎「冒死執行移植」的同情，牽引出「不能讓醫事人員承擔這樣的風險」的社會氛圍。

器官受贈者「無辜受感染」與工作者「義勇受感染」的雙重推定必然，與民眾的切身可能性提高，焦慮節節攀升卻苦無出口，要求愛滋註記的聲浪在此達到顛峰。

2013年，其中一位器官受贈者對醫院院長與心臟外科醫師提告，報載該名受贈者原訂於移植手術恢復後，與男友步入禮堂，誤植事件發生後，兩人分手，對於是否要繼續投藥，當事人因心情煩悶也拿捏不定。

對可能的醫療疏失提告，是受害者的當然權利。

然而，換一個角度看，此次提告事件，更像是愛滋污名透過三菱鏡（個人）的折射。

在愛滋醫療的發展歷史上，早在1997年，三合一抗愛滋雞尾酒療法的發明，已經成功使愛滋不再是世紀絕症，而是一種可透過藥物控制的慢性病，愛滋感染者規律服藥，不僅可以不發病，也可以保持身體健康與無感染者無異。

1997年至今，醫藥持續發展，服藥副作用減輕、服藥方便性提升、藥效延長、母子垂直感染機率可降至幾乎為零等等，台灣已有以愛滋身份生活超過27年者（此人推論於1985年間感染，歷經無藥可醫時期）。

然而，科技的發展，似乎與社會觀感的演進無關，民眾對愛滋的刻板印象根深蒂固。在個人感受部分，愛滋仍與痛苦醜陋死亡畫上等號，知道自己可能感染愛滋，仍是難以承受之重。

有時候，因為太痛苦，必須找出一個可以承擔錯誤的對象，提告成了救贖的可能。不僅是器官受贈者，其他有受感染之虞者，包含國小教師事件的舉發者，都走向了這條路。儘管，除了懲罰錯誤或獲得賠償之外，不論訴訟結果如何，它不可能令已感染者逆轉回未感染的狀態。

司法系統為了因應某人是否傳染於某人的訴訟，已經漸漸向科技學習，越來越多的案件需要雙方進行病毒基因序列比對，以求毋枉毋縱。

然而，當一個疾病實際上已是可控制的慢性病，而人們仍然堅持它的高度危險與應受責難，並且以科技為無可反駁的歸責，這個趨勢所彰顯的，是以科技手段為確立愛滋傳染的程序，其權威應為不可挑戰。

但是，這樣的演變趨勢令人極為憂心，因為這個邏輯背後所增強的潛意識概念是，愛滋確實是一個可怕至極的疾病，而且，感染者確實將繼續承擔將近百分之百的傳染責任。

是故，愛滋烙印在科技發展的過程中，不僅沒有得到鬆動，反而被重新增強。

而我們的政府，必須得要做些什麼，才能改變這個政策竟為污名幫兇的現況。

在愛滋與我們共存的年代，我們需要重新思考，對這個疾病的社會意義給予再詮釋，使人們在合理的條件下，有所適從，免於受道德責難與自我質疑之苦。

註一：2011年8月25日，一名愛滋感染者墜樓重傷，在家屬不知情且愛滋檢驗結果因人為傳達疏失的狀況下，其器官共植入台大醫院與成大醫院5名待移植者體內，隔日方由台大醫院發現疏失。
註二：監察院101年劾字第14號彈劾案，2012年8月14日。
註三：監察院101年財正0032號糾正案，2012年10月04日。
註四：公聽會相關媒體報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