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懼愛滋黑洞在這塊土地滋長…
by 張正學
去年（2011）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從258則愛滋相關新聞中，挑選了18則，其中5則被票選選為年度的愛滋新聞事件，列為第一名的為「台大愛滋器官移植事件」，接續為「健保卡是否強制註記愛滋」、「愛滋公務預算不足，要感染者部分負擔？」以及台灣青少年感染愛滋人數上升的問題，最後則為「台灣首例：同性戀者於愛滋空窗期捐血，導致他人受感染，遭地檢署起訴」一案，未被選入其餘的13個事件，諸如外交部拒發HIV外配入境的簽證、勞工健康檢查制度驗愛滋、「同僚未告知，孕醫被噴血」與被溫泉魚咬可能染愛滋事件……等等，在每一個新聞事件的背後，浮現的正是我們對於愛滋的想像。
恐懼是無法解決防疫
如果你問雇主為什麼要求勞工健康檢查需要檢驗愛滋，雇主回答是：「希望維護員工的健康，也要保障到其他人的安全。」如果你問醫事人員為什麼希望健保卡內要註記誰有愛滋，醫事人員回答是：「這樣子才能夠提供適合的醫療服務，我們也才能夠做好有效的感控。」如果你問政府，為什麼外籍人士一旦驗到了愛滋就要求離境，政府會說：「這樣做是為了保護國人的健康，把病毒阻絕在外，且避免他們浪費台灣的醫療資源。」
但事實是，許多感染者因為勞工健康檢查驗愛滋，即使通過面試，有些人擔心曝光，主動放棄工作，被迫檢驗者，就需面對被迫離職的可能；面對醫病關係的不對等，感染者隨時可以被請出診間，請下診療台，理由不外乎「我們的設備不夠」、「我們不具備這樣的專業」，還會被質問「為什麼不回到你的指定醫院看診就好」；對於外籍感染者來說，縱使擁有家庭，育有兒女，或者是在台工作多時，只要不符合可申請繼續居留在台的「申覆」條件者，都將驅逐出境，連中國、南韓我們都不及。
這些行為其實都源自於對於愛滋的恐懼，反而讓更多人選擇逃避與放棄，對於防疫毫無幫助。
揭露隱私，不是唯一的解藥
面對愛滋的預防，揭露感染者與特定高危險群的身分，似乎成了對於「他人」的唯一保障，器捐事件中，我們沒仔細去探討流程中的疏失，確認為只要健保卡有做註記，就可以一勞永逸；在捐血標準將男性間性行為者列為永不得捐血對象，也是同一個出發點，過去總是依循國外的國內捐血標準，在2011年，英國放寬男性間性行為者不得捐血規定，此時，衛生署馬上以鑑於國情不同，因男性間性行為者捐血造成的比例高達7成為由，斷然拒絕，強調過往以「性行為」為規範，而非以同性戀或雙性戀等「性傾向」為規範的解釋，實質上，官方混用男性間性行為者與男同性戀之語是常態，罔顧愛滋預防中，「有沒有安全性行為」才是重要的風險評估項目。
把揭露當成是唯一的解藥，最終訴諸於道德的壓力，都是違背愛滋的基本認知，不論對於感染身分或者是性傾向身分的揭露，是無法彌補愛滋具有空窗期的限制。
聯合國人權中心與世界衛生組織於1989年開始即明白揭示人權保障、預防教育、藥物治療三者應共同為愛滋防治工作的核心，如今我們的感染者，需面臨愛滋醫藥費用採部分負擔政策，隨時就要上路，又可以在媒體上，看見溫泉魚可能導致傳染愛滋的錯誤新聞，不斷重複的被播放，更允許雇主，可以有權力要求任何一個員工繳出愛滋的檢驗報告，我們如何想像愛滋在台灣的未來。
可不可以哪一天，衛生署的宣導廣告除了戴上保險套，還應該要告訴雇主，因為你的員工有愛滋就將他開除，那是違法的；可不可以哪一天，有醫生站出來說，我歡迎我的愛滋病人，因為你的告知，讓我可以提供更好的服務；可不可以哪一天，政府可以剔除高危險群的金箍咒，好好檢視我們的愛滋教育，好好看見不同性別存在，不同性傾向的生命價值。
明年的此時，年度愛滋新聞事件，將可揭曉。
（作者為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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