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處境脈絡中的認識原住民性別（精華版）
by 瑪達拉．達努巴克
本文將以我自身的故事，梳理出複雜的國家、族群、性別的結構框架及交織作用。
我的母親（1946年生）家族來自於舊筏灣（paiwan），是一個古老的排灣族部落，後遷徙至較接近平地的地磨兒部落；我的父親1918年出生於廣西省融縣德惠里，1949年跟隨國民政府來台，23歲離家從軍，隨著軍隊在台灣金馬四處移動。1971年，兩人相遇在一連串帝國侵略、戰爭、殖民之下政治性遷移流動的交叉點，即是我生命的起點。
排灣族階序制度下的性別經驗
一、 社會階序制度下的性別結構
以文字符號推測，排灣部落的社會制度是仿蜜蜂的社會分工，並以世襲傳承工作位置，將人大致區分為貴族（mazanzangilan，蜂王）及一般人民（atitan，工蜂）。一般人民又會依各個部落社會發展的需要細分為Pualu（泌蜂王乳）、Uziuzipen（隨侍）等不同的角色。以貴族家族的掌家者（Vusam）為核心，往外擴散到最邊的一般平民，是一種連續階層化分工的概念，在臺灣原住民初始社會的生活型態中，排灣族的階序與中國、歐洲封建制度的階級是不同的。貴族掌家者擁有土地權、領導地位，平民依附貴族的領導、為貴族服侍。貴族劃分耕作、狩獵的領域，形成一個共同生活的政治單位。若遇到領土之爭，掌家者會以口述的方式回溯兩部落之間的關係，藉以饋贈、交換、結盟或結親的方式，尋求和平方式協商；若仍無法協調，兩部落之間就會有緊張關係，人民之間會出現衝突事件，以維持部落領土及資源。口述歷史非常重要，不需要從事大量生產工作的貴族掌家者，扮演著知識傳遞者的角色，透過口傳記敘 維繫部落和平。
過去，排灣族的每一塊土地都因為口述記錄之需，都取了名字以便指認。擁有知識的貴族，也成為人民或部落之間衝突時的仲裁者。貴族與平民間的生活共同體，也因此得以維繫共同體。貴族身份是世襲的，婚姻成為兩個家族的階層維繫、提升或降階的變化點，貴族對於結婚的要求很重視，一定要門當戶對。如果兩方階層有差別，就得要使用代表貴族的尊貴物品來作為地位落差的補償，如此等也昭告了貴族位階是被確認的。
排灣族採取長嗣繼承制度，無論生理男、女性，長嗣皆為家族的繼承人，必須繼承家族的社會地位、家產、家名及掌家領導的位置。我的外公、外婆都是原家族的餘嗣，無法繼承家產，本該就得要離開原來的家到外面開墾新地、建新屋舍。因此，男女的生理性別在排灣社會中並無明顯的從屬關係，女性也有可能成為部落領導者。然而，社會階序制度在進入殖民帝國統治期間產生了一些改變，貴族成為殖民治理的代理人，生活共同體的世襲分工，轉變成為金字塔的上下階級關係。
重階序而無男女從屬關係的社會結構，也在日本殖民者武力佔領及崇尚陽性的文化、教育與信仰的影響下，性別結構也產生了變化。排灣男性的武器被沒收，反抗無效後，部落族人也認同的日本家父長制的家族制度。部份掌握權力的貴族家族，以男性為當家頭目，家屋名字傳承系統也從長嗣繼承改為父系制度。
除了階序制度之外，男（vuqalai）、女（vavayan）依其生理性別各司其職。性別分工也代表了對男、女性生理性別的社會文化意涵的差異，以陰、陽二分的世界觀定義各個萬物及詮釋人的行動。例如，在貴族階層來說，男、女性各有依神話而使用不同的符號，表現在器血、服飾等物質上；而在一般人民階層中，規定了守衛部落、狩獵是男性的工作，而編織、刺繡是女性的工作。然而，大部份的工作皆無嚴明的性別分工，例如：農作、手工藝製作等，貴族與平民的性別規範不同的狀況。另外，對於排灣族性別文化的區分，可能也受到了前述殖民統治、資本主義、宗教信仰的影響，而出現聲稱的陰、陽二分論述與日常生活實踐層次之間的落差。
二、 貧窮與平民階層女性的性別經驗
母親的家族（達列勒普家）的位階屬平民階層，在日治時期的最後10年，因日本統治者限制了耕作地、居住地，因家族人口眾多，也沒有貴族血緣脈絡，只分配到非常狹小的居住地，更沒有自己的耕作地。他們一無所有，沒有耕作地，也沒有熟悉的人群網絡，一切從零開始。但因為遷村，原本居住在同一個舊筏灣部落的親人們遷到不同的村莊去，原有的人際網絡也被打散了。當時的鄉長為了讓從舊筏灣等外部落移居的人有地方住，重劃土地讓出一塊公有地改為居住用地，才有地方可以住。在母親還很小的時候，外公、外婆就先後過世，跟著她哥哥、姊姊相依為命，替人耕作過活。當時遷來的時候無依無靠，憑著自己的勞力工作，或採一些藥草、山產到山下換現金，取得生活所需物品。當時下山一趟是很危險的，外公就是去山下變賣山產的回程路上，涉水時被急流沖走了，連屍首都找不到。
為了提升家庭的經濟環境，會把家裡的女孩嫁給稍微有錢的人。為了保住「婚姻市場價值」，舅媽再三告誡媽媽一定要小心不可失去貞操。母親說過去日本時代，日本警察會強暴女生或強迫女生嫁給他們，害怕被強暴是女性共同的恐懼，一旦被強暴而懷孕，對方也不認帳負責，身價就會變得一文不值。因為這種性暴力氛圍，加上貴族制度下的賺賠邏輯，貴族男性即有以性暴力對待女性的情況，即便日本人離開之後仍然如此。平民女性一旦被貴族男性「臨倖」而懷孕，還得要向對方賠禮，生下的小孩才能取得貴族命名；萬一對方不認帳，平民家庭只能自認倒楣，人財兩失。媽媽被囑咐要顧好自己的貞操，舅媽怕萬一媽媽在外面不小心就被侵犯了貞節，就會失去透過結婚進行社會交換的機會。萬一是被平民階級的人侵犯，就算對方願意負起責任，家裡也拿不到什麼錢，也不能因此而提升家族後代的社會位階。
舅舅把姨媽（kina akiku） 嫁給彰化一個誰都不認識的警察，但不久後也剋死異鄉。據說是這位當警察的丈夫把姨媽虐打致死，最後棄屍河圳，連屍首都找不到。官方說法是因為兩夫妻常吵架，最後判定姨媽（kina akiku）是「自殺」。媽媽偶而會跟我說起這位嫁到平地的姊姊，就是委屈、難過及不明不白。
媽媽的前夫也是被舅媽看好的優秀青年，因為會書寫中文字，是當時基督教宣教工作很倚重的幹部，舅媽認為他未來大有可為，所以就把媽媽許配給他，是看上他未來可以幫助家庭的生活提升。沒想到這個優秀青年後來因為搬到三和村移居地（izjuci）之後，有了喝酒的問題，之後也丟了飯碗。移居族人到了新村落沒有耕作地，只好依賴受僱勞動工作來換取生活所需，也改變了生活習慣。
在媽媽生下哥哥後，就為了生計跟著前夫就到林班工作。因為林班地通常都在很遠的地方，可能在南投或嘉義山區，一去就是幾個月或半年。後來因為前夫染上酒癮，酒醉時會對母親施暴，母親毅然決然離開這段婚姻。媽媽剛生下哥哥，但害怕自己重演姨媽被虐打致死的命運，不得已離開小孩。因為貧窮與平民身份，母親沒有太多的選擇，但她致少保有自己的性命與尊嚴。
家內的性別脈絡
一、 貧富差距下結合的家庭
雙方在協議離婚的事宜時，前夫威脅一定要賠五萬元才允許媽媽離婚，媽媽也才能有探視哥哥的權利。他認為，結婚的花費包括聘禮、喜宴等等花用，大概也要五萬元，據說民國58年的五萬塊是天文數字。媽媽用當年打零工賺錢來描述有難賺：為了籌到這五萬塊錢，她每天到山上很努力的砍材、幫傭、做任何的勞動工作，有時候辛苦一整天把木材揹下山變賣也賺不到幾十塊錢，扣掉買白米及生活用品的費用之後就只剩下不到十元，這樣要工作幾年才可能賺到五萬塊？這樣賺錢的速度實在離五萬元的目標差太遠了。舅媽放不下這個小孩，到處籌錢。在媒人的介紹下，舅媽打算讓媽媽嫁給外省老兵，看看能不能嫁給一個薪水穩定的人，解決經濟上的問題。
當時，軍人婚姻管制漸趨寬鬆，我父親跟許多老兵一樣來山上找太太。在說媒的場合上，爸爸一聽到媽媽所遇到的這種情況，就答應可以馬上下聘，五萬元的聘金如天降甘霖。雖然母親還沒有準備好要再結第二次婚，而且這個男人年紀大她近30歲，但她也沒有別的選擇。父親跟著軍隊來到台灣的，在台灣沒有親人，只有同是從大陸來到台灣的同袍彼此照應。幾位同袍早幾年先來到部落娶妻生子，他是一直等到退伍前，才決定成家。結婚當時是民國60年（1971年），都已經53歲了。
爸爸並不在意媽媽有前一段婚姻，對爸爸來講，他結婚生子是希望成家、傳宗接代；但對媽媽來說，她結婚是為了要能改善家裡的經濟情況。兩個人因為習慣不同、語言不通，互不理解而常會有衝突。爸爸力求安定、認為守成不易，希望可以節流，錢省著點用，但媽媽年輕憧景著理想家庭的模樣。爸爸節儉不敢花用，但媽媽會想要讓家裡過得更好，改建房子、添購新的家俱，希望小孩可以吃的、用的、穿的稍微好一點。爸爸總防著媽媽以免她花了他太多錢。後來，除了固定的生活費之外，爸爸幾乎不給多餘的錢，為了錢的衝突在我有記憶以來，一直都沒停過。
爸媽結婚後，有一段時間是住在「第二鄰」親戚家的小倉庫裡。小倉庫很小，只夠一張床擺下，即已沒有迴身的空間。爸爸在台南憲兵隊服役，每週休假一天才會回到部落。爸爸一直到我出生後才退役，為的是要我能夠領到眷屬補給配額。爸爸退役後在楠梓石化工廠擔任警衛，獨自一個人在楠梓火車站附近租了一間小房子，是土牆紅瓦的老宅中的右廂房，過的很簡單。
爸媽對成家各自有一個想像，希望可以透過這個婚姻滿足各自的需要，但兩人的差異太大，要相處在一起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爸爸孤身在台灣，很怕媽媽跟他結婚，有捲款逃走的企圖，總是防著媽媽，不讓媽媽碰他的重要物品，尤其是存摺與證件。爸爸有一只綠色的大木箱，用大大的鎖封著，我稱它是神秘盒。有一次，爸爸生重病，媽媽沒辦法分身到楠梓照顧他，爸爸擔心若因病過世母親不會安葬他，所以自己還買了一副棺材，就掛在楠梓住處舊瓦房的橫樑上，至少會有好心人幫他下葬已備有棺材。那次他病癒後，棺材還繼繼掛在上頭。有時爸爸回到部落家裡，看到媽媽又買了新的家俱，大發雷霆說，浪費、用不著、沒有用……，三字經、五字經全來，惹得全家人不開心。媽媽也知道爸爸防著她，心中也有所不滿。兩人語言不通，又意見不合，常會因為聽不懂對方講的話而越講越大聲，或誤解了意思而吵得更兇。
二、 家裡的女人與男人
因為部落的就業機會少，所以，為了要工作賺錢，部落家庭的男性多數都會移動至都市工作，形成家中沒有男人的情況，女人要承擔所有的照顧工作。女性的角色在沒有男人的家庭，較有空間可以全面性的發展。
因為父親在台沒有家族親人，婚後父母決定要住在母親的部落，因為母親沒有脫離原來的環境，所以，相對於婚後住進眷村的原住民女性來說，母親至少還不用去面對種族歧視與環境適應上的問題，還可以保有親人的支持網絡。父親算是進入母親之住所生活，可能也因為遠離家鄉來到臺灣，也沒有留在眷村，因此才做了這個決定。因為家就位於母親的成長環境，所以，我跟姊姊的文化認同是比較偏向原住民。
由於父親長期在外工作，家中幾乎都剩下母親在家獨力照顧我們，爸爸像是「偶爾會出現的『最熟悉的陌生人』」。媽媽一個人帶著剛出生的姊姊，住隔壁的阿姨常伸出援手，幫忙照顧小孩或共享食物。我雖然稱kina muni為阿姨，但她其實跟我們沒有親戚關係。在我三、四歲的時候，kama lavakau（姨丈）決定讓我跟姊姊跟他們的小孩結拜。因為他們家是屬於貴族階層，結拜儀式之後，我跟姊姊有了貴族的名字，有了貴族的名份。
阿姨跟媽媽的感情很好，她比媽媽大3歲，媽媽一個人帶著兩個小孩生活，兩個老公不在身邊的女人，彼此照顧、相互扶持，才能應付照顧小孩又要外出打工賺錢的生活。媽媽比較能下田、能做工，媽媽從小就在別人家幫傭，也學了不少家政本事，後來還學會騎摩托車。相對來講，阿姨出生貴族家庭，深受家族眾人的寵愛，比較沒有學習烹飪傳統美食的技能，在生活上很多事情都需要媽媽協助與教導。因為在部落生活的關係，我們家跟整個部落的連結，主要還是從媽媽的人際網絡延伸出去，包括跟阿姨家親戚的關係，以及跟從舊筏灣一起遷移過來的親戚朋友們。
雖然阿姨家是貴族家庭，但並非掌有政治資源的家族，能被分配到的利益，都是一些黨務機關的聘僱人員，經濟條件也不怎麼好。在我五歲的時候，叔叔kama lavakau因病過世，支付了龐大的醫藥費後，阿姨家經濟突然陷入經濟危機。在情急之下，在巷子另一位外省伯伯的協助下，介紹阿姨跟唐叔叔相親、結婚。唐叔叔也非常願意接下照顧家庭的重擔，我跟姊姊延續對kama lavakau的稱呼，叫他「叔叔」。
三、 貧窮家庭對「男人」的期待
唐叔叔1930年生，比爸爸小十幾歲，是湖南零陵縣人，當時在屏東楓港服役。唐叔叔時任陸軍士官長。可能是因為陸軍出身的關係，唐叔叔什麼活兒都會做，會砍材、種田、修房子、修水管，還會燒菜煮飯。他的綠色木頭「神秘箱」裡，還有一個醫藥箱，他在緊急的時候還需要幫阿兵哥看病，所以，簡單的注射、包紮他也都會，能力好到讓左右鄰居每個人都稱讚。因為阿姨家是貴族家庭，很多貴族繁複的禮俗，唐叔叔在有能力負擔的範圍下，都很願意配合。他承擔起這個貴族家庭的重擔，原本家裡遇上大危機，但有唐叔叔加入這個家庭之後，至少讓生活沒有斷糧的危機。
小時候的生活，就是媽媽、阿姨及表舅帶著我們生活。表舅有一大片芒果園，當時在還沒有那麼多品種改良的芒果出來之前，土芒果的價格還算不錯，是家裡主要的經濟農業活動。家裡會隨著收購商的建議，間作不同的經濟作物，例如：木薯、油桐。家裡自己要吃的芋頭、地瓜、檳榔，也都種在表舅的田裡。表舅的tutuvil田裡有一間工寮，是我小時候對於山野的回憶。
表舅是阿姨的哥哥，他很常到山裡放陷阱，有時候會在山上住幾天。表舅沒有小孩在身邊，也把我當成自己的孩子，常帶我去山上。我很喜歡看他在山上工作的樣子，他還會自己做陷阱、刀柄、刀鞘等各種器具，又會自己打鐵，十足獵人的味道。
相較之下，爸爸文人作風，反而被母親貶抑。
媽媽以為她嫁了一個「男人」，她對「男人」有一個想像，爸爸卻不符合期待中的樣子。媽媽質疑爸爸，外省人不是都比較疼老婆，都會把賺的錢給太太管理，但爸爸信不過他認為「花錢不知節制」的媽媽。只是，爸爸的半年薪奉大約10萬初頭，其實真的不夠。
爸爸喜歡種蘭花、養鳥，我們家前院就蓋有一座小花園，比較文雅，他寫書法、讀古書，貽情養性；他擅長跟人交談，部落其他人對爸爸的印象，就是他是一個很好、很關心別人的人，四處噓寒問暖。原本我是很期待爸爸退休回家後，就可以多相處，但爸爸搬回家住之後，一切都不如想像中美好。
爸爸在工作、農事方面的身手都比不上唐叔叔，唐叔叔熱衷於學習山上的工作，拉水管、噴農藥、養雞、養羊、釣蝦、抓魚、放陷阱…都難不倒他，後來還買了一台農用的搬運車，解決了一個農機搬運上的大問題，而爸爸對這些工作就不是很在行。媽媽常會叨唸爸爸很弱，又再叨唸他：「你們當軍人的不是什麼都會，你看那個老唐……。」「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啊？！」就覺得爸爸不像男人。對於從事勞動、農事的媽媽來說，她需要的是一個能幫得上忙的男人。
因為媽媽就是跟阿姨、唐叔叔及其他人合夥一起合資養羊、種芒果，生活勞動都在一起，關係更緊密了。爸爸不習慣這種農事生產的工作，比較沒有參與，他能幫的忙很有限。他剛退休回來時，我感覺他是很孤單、很茫然。我也覺得這種對「男人」要求的強，也影響到我自己看待自己「不夠男人」的自卑。
娘娘腔男同志在部落
一、 關於成為「男人」這件事
在我出生的1970年代，原住民男性多以從事各種基層勞動工作謀生，部落附近的工作機會較少，選擇到林班工作的，就遠赴其他山區；選擇到工廠的，就要移動到外地去；選擇遠洋漁業的，一去就是一、兩年；選擇水泥工、釘板模低技術建築工的，只能靠著工頭的調度指揮，收入也不太穩定，除非移動到大都市去，才有很多的建設、有較多的工作機會，家裡常留下老人跟小孩在家，只有收入穩定的家庭才有條件繼續留在部落生活（如：軍公教），不然就是務農兼打零工，但收入有限。
在老師的眼中，我從小就是個品學兼優的好學生，立志成為一個未來能有所成就的人，我認為我擁有比別人更能有所成就的優勢，這股勢來自幾個背景條件上的差異：一、外省人小孩的身分優勢；二、升級貴族後的優勢；三、經濟較穩定。對一位早期從其他部落遷村而依附在貴族家族底下、又因為經濟因素嫁給外省老兵的母親來說，讀書這個路徑是她能夠替下一代脫離貧窮的一個契機，我也在這個期望之勢下，走進這一條翻身之路。
因為我的陰柔特質，學校同學常嘲笑我「娘娘腔」，我也盡量的保持低調。從小我就可以從部落中一些女裝打扮的「娘娘腔」長輩，知道「像女生」的男人不是只有我一個。他們會在傳統婚禮的舞會上，穿著女生（vavayan）樣式的服裝。其他人會稱他們為vavayan（女生）或以國語稱「娘娘腔」作為其性別身份，部落並無發展一個名詞對應於他們的性別。我知道我的氣質跟他們一樣，屬於他們這一類屬，但看到他們被部落的人嘲笑，我也盡量的跟「娘娘腔」劃清界線。
我心裡想，只要沒有人看到我的存在，我就可以不用受到欺負。我不想讓媽媽擔心我在學校的情況，都盡可能的忍氣吞聲。萬一她知道我在學校受到欺負，還要她來保護我，會讓我覺得很對不起她。成績優秀的模範生的完美形象，太容易被「娘娘腔」搓到死穴。只有跟女同學在一起玩才比較不會壓力，但若我跟女同學在一起玩又會引來更多的指指點點，所以，通常也只能孤單的一個人。不知道往讀書這條路去追求能不能幫助家庭經濟情況，但至少可以彌補破了洞的完美形象，那也是我唯一能夠扳回一成的籌碼。
媽媽要我穿上男性傳統服飾，我不想，我覺得穿起來很奇怪，而且，好像我如果要穿傳統服飾，就一定要像一個「男生」。說也矛盾，我既想要跟媽媽一樣，多靠近她一點，成為一個「山地人」。但是媽媽常掛在嘴上說爸爸不像男人，非常害怕自己被認出也不夠資格；如果要當一個「山地人」，就是要當「很男人的男人」。這真的很矛盾，又不想被當成山地人看、怕被貼上不好的標籤，又想要當原住民，因為這樣才能跟媽媽同一國；但媽媽又有一個當男人的標準，我心裡就預設了要符合當男人的標準、要夠男子氣概，才可以當山地人。在男、女二分的部落傳統性別論述中，的確沒有一個屬於「娘娘腔」的位置存在，而「娘娘腔」成為一種怪異、荒誕的存在，飄流於框架之外，在部落境內自我放逐。
二、 娘娘腔同志的追尋與失落
除了陰柔性別氣質以外，我是在國一的時候，才真正意識到自己喜歡的對象是男生。有一次，教會舉行婚禮，當我看著那對新人從教會門口配合著結婚進行曲進入禮堂時，我怎麼樣都沒辦法想像我會是站在紅毯上的那個新郎。我不知道自己未來如何面對這些結婚的事，因為我發現，我沒有辦法跟女生結婚。
國中開始我離開部落到平地寄宿學校讀書，我以為隔著一段距離，就可以把過去那種陰影及「娘娘腔」的形象給淡化掉。但是，喜歡男生、不想跟女生結婚，這件事就不是「淡化」可以解決的事情了。我知道，只要我沒辦法進入「異性戀婚姻」，我就沒有辦法讓媽媽彰顯我們升階有貴族名份的榮耀，媽媽鐵定是要失望了。在臺灣自由思潮逢勃發展的八〇年代，我在偽裝與作自己之間來回爭扎，安全的保持距離讓我多了很多空間可以思考。
我的心思沒辦法回到課業上，為了處理我的同性情慾或者「假裝自己是個異性戀」，變成了我高中時代表少年的主題。在那個年代，社會上連「同性戀」都很少有人敢講出口。帶著「同性戀」的身份，讓我感覺我早已輸在起跑點上。我愛上了隔壁班男同學，瘋狂的迷戀。我用了很多的方法遮掩我的慾望，跟同學參加女校的聯誼，交女朋友，跟女生約會，這樣別人就不會懷疑我的性取向。
混沌的高中生活，成績爛到連考上最後一志願私立大學的機會都沒有，連最低分錄取分數沒搆不到。我讓全家人都失望了，全家是怎麼幫忙我的，我竟然沒有用好成績回饋給他們。媽媽的辛酸、委屈，我怎麼償還得起呢？我讓母親失望了。父親、唐叔叔要我去考士官，我抗拒不想做職業軍人。家裡已經沒有再多的資本能讓我有重考的機會，爸爸跟我說，如果重考考上私立學校也不會有錢讓我去讀書。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是我體認到家裡真是彈盡援絕了。小學六年級畢業後，母親咬緊牙把我送進私立國中就讀，到高中畢業後，我還看不見自己能有什麼成就，母親跟我的這個「功成名就」計畫還沒有完成，但是，媽媽能夠幫忙的也已經到達了極限了，剩下的就靠我自己了。
我天真的以為只要交個女朋友，就能擺脫這一切。我跟女友的戀情來得很快，轟轟烈烈，但我期待的「正常」生活沒有來，反而讓我更陷入昏沈而沒有自己的狀態。有一段時間我享受著當異性戀男人的特權，敢大聲宣告我的戀情，不怕別人懷疑我的性傾向，不怕別人嘲笑我娘娘腔，我利用了女友成為我的煙幕彈。直到有一天我再也忍受不了自己的邪惡，我殘忍的不告而別。
那時候的我渾渾噩噩的，一天混過一天，沒有靈魂。媽媽沒有多問我發生了什麼事，因為害怕媽媽發現我喜歡男生，心中的秘密不再跟媽媽說，我只能逃，逃進孤單的死角。我不知道自己到底何去何從，我曾動過自殺的念頭，但想起家人，怎麼樣都要挨過，我相信一定有方法克服這個困境。
後來有機會考上大學，認識了現在的伴侶。我們從完全不了解自己、害怕、慌張，慢慢摸索這份關係發展的可能性：「我們要一直在一起嗎？」、「萬一家人要我們結婚呢？」、「我們要怎麼面對別人的異樣眼光？」，每每想起，都只能呆坐哭泣。還好系上剛好有位新老師開設性別課程，從書中看到關於同性戀的描述，覺得特別珍貴。尤其當老師很正常、很自然的說出他所認識的同志生活樣貌，讓我們開始認定這份關係的未來。隨後臺灣的同志運動興起，才慢慢越來越多的同志相關資訊可以獲得。然而，部落那些長輩老「娘娘腔」姊妹們，他們過去怎麼生活，傳統文化到底怎麼看待同性戀，好像也就停滯在這種對差異的訝異與護衛，還等待進一步開展具有創造性的文化論述。
三、 基督教污名化同性情慾
1997年大學畢業後，我如願在鄰近的國中任教，這也是我從國中開始離家在外求學的多年後，真正回家生活的開始。回家之後，我直接面對結婚成家的壓力。媽媽期待我有了穩定的工作之後，接下來人生發展，就是要成家立業、娶妻生子、讓父母含貽弄孫，這是一個男人要做的事。原本期待回到童年時跟母親與家人的緊密、親近的關係，卻因為這件被我深藏的秘密，變得更疏離。
「同性戀」的議題對信仰基督教的部落族人來說，是個不可碰觸的禁忌，而也影響部落族人看待同性戀是比較抱持較負向的態度。甚至有一種說法，認為同性戀是受到惡魔的誘惑，只要一直禱告就能夠被「醫治」；說「同性戀」是一種對基督信仰的不忠誠，必須要回到「聖經的教導」成為「正常人」。這些都是一種中古世紀恐嚇人民、宗教排他性的污名化說法，而在部落甚囂塵上，以一種愚民的方式保住自己宗教的優勢，又帶著部落又回到迷信的年代。
為了要逃避同志身份曝光的壓力，我也很少參與部落的活動，我疏遠到像個觀光客在一旁看，好像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我可以拿著相機四處拍照，跟人交談，我也學著怎麼在被當成「老師」的位置上學習部落的互動方式。有活動時，可以幫忙畫海報，寫羅馬拼音文字的指標。我有時會拿錄音機訪談老人家，訪問他們過去在部落生活的點滴，像是一個在自己家裡做田野調查的「學者」，這是我找到學回去部落生活的方法之一。
部落長輩看到我會很關切地問我什麼時候結婚，他們會說希望可以看到我結婚，還能參加我的喜宴、跳我的結婚舞。進入適婚年齡之後，長輩們的關心就變得很有壓力，我後來也變得不太喜歡去教會。「你怎麼那麼久沒有上教會了？」這句話已經成為部落的人關心我的招呼語，我想這也大多數人對我的質疑：一個很熱衷教會事務的「好」年輕人，怎麼突然不上教會了？這讓大家都很擔心，尤其我還是個老師。
因為沒在上教會了，好像跟部落的連結也斷了。一直到回部落居住、工作的多年後，大多數的人都還以為我在很遠的地方工作。因為我都只待在家裡，不太出門參與部落的活動。我一直在想，那些看著我長大的長輩們，會不會覺得我對他們疏遠了，好像，我當了老師，有了不錯的收入，就想要忘掉他們。我很想要澄清，跟他們說不是這樣，但我又要怎麼開這個頭，要怎麼解釋呢？我要怎麼跟他們說我是不喜歡你們一直問我為什麼不結婚，因為我是同志，喜歡的是男生；我要怎麼跟他們說我對基督教教義有不同的觀點及詮釋，因而選擇不進教會。這種難以言說，讓我心裡也存著一種愧疚感。
部落老人家會希望我結婚，是因為結婚這件事情代表了一個能獨立、成家，這樣媽媽就能休息，由我接下掌家的大任。在媽媽過世之後，他們更認為我需要有一個人在旁邊幫忙我。媽媽過世之後有一段時間，我一個人住在家裡，他們說看我這樣很可憐，就說：「人不可以不結婚，一定要找一個可以在家等我下班的另一半，這樣家裡才有人可以開燈。」。他們甚至放低了標準，本來是一定要娶原住民，但後來就跟我說，我讀的書太「高」了，所以，要找一個跟我匹配的不容易，如果娶平地人也沒關係。
部落恐同氣圍及異性戀婚姻的強制氛圍，讓當時的我陷於動彈不得的狀態，我無法成為一位具有「男子氣概的原住民男人」，在部落社會中，我找不到我適合的位置；我也害怕別人知道我是同志，萬一別人知道我是同志，家族就失去了部落的名聲。
結語
在經過博士論文書寫近十年生命自我探究的梳理（瑪達拉‧達努巴克，2015），我開始從「被決定」轉成自主的「我決定」，重新建構自己的生命。面對社會既存的歷史、社會文化現況，及人被分類區隔的框架，不是把性別看成一種分類下資源與權力分配的屬性，而是試著清楚的看到自己是在什麼樣的歷史脈絡、社會結構中，因此，我也無法簡化地談排灣族性別文化。以個人的生命經驗，本文提出幾個觀察：
（一） 臺灣原住民初始社會的發展，是以社會階序分工的貴族／平民階層作為基本架構。男、女性生理性別延伸一組陰陽二分的觀點，用以詮釋事物及人類行為。
（二） 受到日本殖民、資本主義及基督教等外來文化的影響，階層分工的制度及陰陽二分的世界觀受到部份強化或質變的影響。帝國殖民將貴族掌家者看成為一種政權統治的階級、強化家父長制的意識形態；基督教教義強化了女性身體與性的規訓論述，將同性戀污名化。
（三） 資本主義工業化、現代化下，原住民被迫喪失了生產工具，產生整體世代貧窮化、從零開始的不平等起點。在貧窮的狀態下，每個人都必須要承擔多種角色，在實際的日常生活中並無嚴明的性別二分。
（四） 外省父親與原住民母親的跨界婚姻，讓從零開始的原住民家庭得到了發展的資本。這個新的家庭組合在部落有點像是有別於傳統貴族的新中間階級。雖然實際上生活還是相當的困難，但也能維持富裕的表相。
（五） 即使在日常活中不常見明顯的性別分工，男、女二元的觀點仍然是主流論述，與「文化傳統」論述有關的事物就會連結到男、女性別二分的觀點。例如：家務分工及狩獵，男人就要具備這些能力，就要有「男子氣概」。
（六） 「娘娘腔」與同性戀在當代部落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基督教化甚深的當代部落，基督教成為一種強勢意識形態，也形成一種恐同論述壓制。
行文至此，我要提出原住民文化論述的殖民狀態，這種狀態中斷了原住民本體文化的發展。大多數的原住民研究在論述原住民文化時，都會以一種「固定」的樣貌來看待排灣族的文化，文化的發展好像就此停住了。不知道怎麼稱呼「娘娘腔」，就發明不了新的語詞；不知道怎麼看「同性戀」，好像就只是按照舊有知識架構就認為排灣族「傳統」沒有「同「同性戀」。似乎「文化」就定格在某年某月某日而不再有新的發展，這是值得所有從事原住民研究的工作者或學界一起來反思的問題。這一種現代殖民形式不但殖民了我們的身體，也殖民了我們的心智，我們該從這種殖民形式中完全解放開來，這包括了對於種族（族群）、性別的分類化約。
文化絕對不是停滯不變的，當我要固守所謂的「傳統文化」時，就已承認了它是一個不動的、需要保護的、岌岌可危的文化；反過來說，如果我們重新去對它做一個反省與檢討，甚至是內部力量的批判與發聲，文化才有「復甦」的可能。從日常生活的實踐層次，來回應文化發展的論述，讓每一個原住民，都能發展其性別主體。
- 連結至〈在處境脈絡中的認識原住民性別（全文版）〉
參考書目
- 丘延亮（1995）：《後現代政治》。台北：唐山出版社。
- 石磊（1971）：《筏灣：一個排灣族部落的民族學田野調查報告》。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周憲文譯（1999）：《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矢內原忠雄原著。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 林季平（2005）：〈臺灣的人口遷徙及勞工流動問題回顧：1980-2000〉，《臺灣社會學刊》，34：147-209。
- 林津如（2011）：〈《女性主義縱橫政治》及其實踐：以台灣邊緣同志為例〉。收錄於《跨國女性研究導讀（二版）。台北：五南出版社。
- 施聖文（2013）：《劃界的政治：山地治理下的傳統領域，1895-2005》。台中：東海大學社會研究所。
- 童春發（2001）：《臺灣原住民史：排灣族史篇》，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
- 楊士範（2006）：《阿美族的都市新家園》。台北：唐山出版社。
- 瑪達拉‧達努巴克（2015）：《找路回家：不再「靠勢」的原住民同志教師》。花蓮：東華大學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
（作者為臺灣原住民基層教師協會理事、東華大學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博士。本文轉載自台大婦女研究室《婦研縱橫》，103期，2015年10月）
延伸閱讀
One Comment
帕拉茲
可憐，連自己族裡為何以前沒有同性戀的故事、歌曲、稱呼等的文化出現的原因都不知道，只知道近代要跟著潮流走，不怕祖靈生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