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視器之後，性別友善托育的下一步

2019/12/30

by 林綠紅、李庭欣

回顧2019年，托育事故頻傳是許多家長的痛，而這不僅事關幼兒安全。當保母、托嬰等家庭外托育安全風聲鶴唳，直接影響家長送托意願，承受壓力最多的其實還是育兒的女性，應否送托，或有些媽媽甚至擔心到中斷職場工作、回家育兒。

健全托育安全，從改善托育人員勞動條件做起。Photo by Tanaphong Toochinda on Unsplash

其次，當管制加嚴，如欠缺配套，直接衝擊是托育機構內的托育人員。以現況來說，女性佔托育人員超過九成以上，她們的處境或其他勞動條件是否受到壓抑或侵蝕？托育機構發生的事，到現在還是不折不扣的性別議題。從性別的觀點審視托育現場的諸多現象，2019年到底有哪些值得注意的現象？

立法院修正兒權法，以回應家長對托育安全的呼求

2019年從大年初一開始，連著數起社會矚目托育傷害或不當對待事件，不僅讓家長人人自危，更使社會整體對於托育人員、托育機構的信任感掉到谷底。對托育安全的不安，如同野火燎原。為回應社會的需求，立法院非常迅速的在今年3月29日三讀通過「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兒少權法」）修正案，其中與托育事故預防相關的有：

  1. 修正第13條，要求定期針對六歲以下兒童死亡原因進行回溯分析，希望能過去經驗中找到有效預防事故發生的策略。
  2. 新增第77-1條，規定托嬰中心裝設監視錄影設備，以期當事故發生時，有助於了解事發經過，並釐清責任歸屬。
  3. 修正第81條，增訂第六項，針對將聘僱的托育人員進行事前資格審查，並淘汰不適任工作人員。
  4. 修正第97條，將罰鍰上限提高，以期達到嚇阻作用。

修法通過後，媒體上的評論，上述的修法是給予幼兒更周全保護。但同時，爭議多時的托嬰中心全面加裝監視器也正式入法。

很遺憾的是，兒少權法修正通過後的第三天，4月1日下午，台北市內湖區的托嬰中心又發生因托育人員不當照顧，導致托兒叡叡窒息的不幸事件。該托嬰中心原先就有裝設監視器，社會局調閱相關影像後發現，施虐的不只一名托育人員，甚至連主管也知情。最後園方被勒令停業一年，並裁罰30萬元罰鍰。

監視器的存在，仍無法有效嚇阻不當對待事件發生

到底托嬰中心的監視器，有無預防托育事故的功能？關於監視器與犯罪防制的關係，2015年台北市警察局委託中央警察大學「臺北市錄影監視系統運用於犯罪偵防效能之研究」總結報告中，分析了台北市街頭大量裝設監視器前（2008-2009年）與事後（2011-2012年）竊盜案發生的情況。

報告顯示，犯罪熱區無明顯差異。分析數據指出，竊盜案件量下降，但其他各類型犯罪也都下降，依此推論監視器帶來的安全效益並不顯著。亦即，在犯罪預防上，監視器的效用有限。這結果並不令人意外，過去許多研究大多有類似結論。

因此，強制要求托嬰中心裝設監視器的規定，或許可以帶來短暫的嚇阻作用，但同時也必須承認，此舉長期的效果仍有待確認，甚至可能如同街頭巷尾的監視器一般無效。

正視服務市場化下，托育人員長期被不當對待的處境

今年5月1日叡叡媽媽曾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發起「改善台灣托育條件包括保姆勞動環境改善以及降低托嬰師生比」的提案，只花了一天的時間，便獲得6,000多名的附議，通過提案。提案內容則明確指出「改善托育環境，才是最根本能降低再次發生悲劇的可能性」。此提案說出政府不敢面對托育安全的真相，托育人員的勞動處境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究竟台灣的托育人員的勞動條件有多差？根據2017年全國教保產業工會針對托育人員勞動狀況調查發現，台灣托育人員的血汗勞動處境有「三高」（高勞動、高情緒、高流動率）與「三低」（薪資低、福利低、保障低）的現象。造成勞動條件低落最主要的原因，或許還是與台灣托育服務嚴重「市場化」有關。

許多以營利為導向的托育機構，經營者為了追求最大利潤，違法超收托兒、刻意壓低托育人員薪資等狀況時有所聞，再加上托育工作本身即為高情緒、體力勞動、高工時的工作，多重不利條件也使現場人員流動率居高不下。此外，繁瑣的表單可能排擠照顧孩子的時間、機構老闆為營利而違法超收、超長工時與不對等的超低薪資，甚至可能是被迫照單全收（恐龍）家長提出的過多、不合理的要求等，這些都是監視器無法拍到的。但是，卻足以使托育人員無法專注於工作，而提高托育風險。

公共化服務，才能讓孩子、家長與托育人員三方共好

根據實務經驗，托育服務品質相當程度取決於現場托育人員的狀況，因此在關注孩子是否有受到妥善照顧時，也應該同步關注托育人員是否有好好被對待。如何改善托育人員的處境與勞動條件，有學者認為，唯有支持增加公共化托育服務，翻轉台灣過去營利導向的模式，才有機會改變長期扭曲的勞動條件。

前年（2018）行政院發佈「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以擴大公共化托育服務為目標，同時改善托育人員勞動條件，並以此作為提升嬰幼兒照顧品質的策略。托育人員勞動條件的問題，正式成為國家政策關注的重點，是否能因國家資源的挹注有所改善，仍有待觀察。

只是對許多家長來說，即便監視器入法後，可能仍無法真正放心。我們的社會必須正視照顧商品化的問題，平等的托育關係才較可能促成，進而讓好的托育人員留任。而安全、友善的托育關係方能有助於減輕育兒女性的托育重擔，不必苦於家庭與工作無法兼顧。但目前我們離這個目標，還有待努力！

（作者林綠紅為彭婉如文教基金會副執行長、李庭欣為研究發展部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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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在2019年時空下，現行法令政策制度或者輿論環境，還能有多少進步的空間。一起回顧2019年台灣性別平權運動的年度重要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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