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佛斯／為何無法跟別人說離婚？
bY 迪佛斯
離婚後，我們竟失去了語言
「熟女失婚誌」專欄開張後，我收到了一些朋友跟我說自己也離婚了。而在這過程中，我聽到最多的是「我不知道這件事要跟誰說」、「我不敢說給別人聽」。身為過來人，我心疼著他們正經歷的辛酸，但我同時也在思考：「為什麼離婚這件事不能跟別人說？」
結婚、生子是一件讓人感到幸福、快樂的事，人們透過儀式公告天下、承諾要跟對方長廂廝守，參與儀式及見證的人都樂於給予祝福和支持；但離婚卻截然不同，除了是一段關係的終結，更是預期的承諾、想像破滅，本來擁有的人事物、自我認同、價值觀、安全感全都被迫消失了。這些事情充斥著無限的痛苦、不服氣、難以接受。尤其是主動提出離婚的當事人，更可能需要承擔眾人目光及指責。雖然離婚一事讓人感到痛苦難耐、是否要挽回跟前任關係也經常猶豫不決，但這些話還沒說出口，身陷離婚的人就可能先認為自己不夠格、做得不夠好，沒有盡責的擔起這個「婚姻」的承諾，繼而覺得找不到語言來表達自己，因而失去了語言。
韓國人權工作者嚴寄鎬以社工的角度切入，撰寫了《痛苦可以分享嗎？：不以愛與正義之名消費傷痛，讓創傷者與陪伴者真正互助共好的痛苦社會學》一書，他在書中深入探討社會是如何理解「痛苦」。他觀察到很多受苦的人都轉向宗教信仰希望尋求終結痛苦，有可能因為宗教中的「咒語」讓當事人的痛苦得以宣洩，因為他們認為反正別人都聽不懂他們的心聲。這正反映著這個社會沒有提供機會讓處於痛苦的人能夠獲得其他語言，沒有其他抒發管道的一種結果。而如果當事人沒有如大眾想像展演悲痛的情緒或反應，他們很容易就被社會遺忘，別人就不會覺得他們正承受痛苦。
所以我想問，結婚我們都會快樂的跟別人說還發囍帖，那離婚我們可以說什麼而不用擔心被別人認為我們只是一個「受害者」呢？
讓自己「現身」的故事
當我聽到朋友們不敢說出自己覺得尷尬、不堪的事情時，我都會跟他們分享自己的這個小故事：
當我還在唸研究所時，曾經有段時間陷入憂鬱，經常足不出戶，也不想與人接觸。有次要去學校找論文口委老師討論，我把大包包放在摩托車腳踏上，便前往學校去。快到學校大門前，才發現腳前的大包包居然「不見了」！當時心裡六神無主，完全想不起在哪裡遺失包包，而且裡面放著筆電、所有值錢的家當，我的論文、錢包、證件……一下間全都要消失了。雖然我馬上到派出所報案，也停掉提款卡的功能，但這讓人「丟臉」的「蠢事」真不知道要如何消化。眼看跟老師討論的時間快到，只好硬著頭皮應約去。
到了老師辦公室，我還沒開口，兩行眼淚就掉下來。我本以為可能會被責怪或得到安慰，但老師只靜靜的聽完我說這件「丟臉」的事。突然，有人敲門，老師的助理希望進來拿些東西。我和助理二人四目相投，哭成淚人的我只好趕緊收起眼淚擠出笑容。忽然，老師說：「你就跟她說說你剛剛發生了什麼事吧。」
我的老天啊，居然又要再說一次這件事，而且我還不是很認識這個人，這麼「丟臉」的事到底要如何說啊？那助理一副已準備好聽故事般站在門旁，我只好硬著頭皮再把剛剛的事說一遍。但說來奇怪，再說一次後，反而情緒沒再那麼激動，而對方聽完後也只回應說：「真的很倒霉耶。」我所有擔心的事，包括對方會不會瞧不起一個這麼沒用的學姐、被嘲笑等全部都沒有發生。接著老師淡淡的跟我說：「說出來有沒有覺得其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啊？」
我這才發現，原來說出「失敗」是需要練習的，而因為大腦經過整理而說出的話，其實不是說給別人聽，是說給自己聽——讓自己知道自己還活著、一切都沒有如自己所想的這麼糟糕。
我們需要一個接受不完美的社會
人們總是喜歡快樂、光明的事，因為這讓人充滿希望；同時，符合世俗想像或約定俗成的事，也讓人比較有安全感。所以，結婚總比離婚容易說出口，也較少需要面對親友、大眾的眼光和壓力。
不過，真實的婚姻和關係型態是千千萬萬種的，不是只有「永結同心」、「百年好合」這一類型；反倒人們時常在關係裡跌得七葷八素，總是在泥沼中進行肉搏戰，更必須在磨合、痛苦和掙扎中勉強找到關係可能前行的方向，而且不保證一定成功。但儀式或社會的想像，窄化了人們對婚姻和關係的理解，一旦遇到這些「失敗」、「丟臉」的事，人們容易變得難以理解，因而無法回應及接納，繼而讓當時人陷入一種失語的狀態。
有朋友跟我說：「如果我離婚的時候有碰到像妳一樣有經驗的人，可以說說話，不知道事情的結局會否變得不一樣？」我們都沒有辦法回到彼時彼刻，我也不可能傾聽每個正面臨婚姻困難的人。我們需要的，是一個能接受不完美的社會，讓每個人在面對自己的失落、傷痛的時候，都能免於恐懼，可以勇敢「現身」，說出自己的困難。
離婚雖然是兩個人的事，但其實需要整個社會的接納和包容，我們才能慢慢走出這些傷痛，放下被自己貼上「壞東西」的標籤，勇敢走向人生的下一步。
了解更多迪佛斯的失婚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