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篇一】讓「慰安婦」的歷史論述回歸女性人權的脈絡

by 甘軒軒

公民運動近年在台灣風起雲湧,2015年也發生了由高中生帶頭發起的「反黑箱課綱」運動,在課綱微調的諸多爭議當中,多年來被社會大眾所忽略的「慰安婦」議題,意外地因為新課綱中增加了「被迫」兩字引發對立,甚至成為不同黨派和不同立場人士進行統獨論戰時,彼此攻訐抨擊的工具。

前台籍慰安婦合影。圖片來源:婦援會官網
前台籍慰安婦合影。圖片來源:婦援會官網

根據婦女救援基金會(以下簡稱婦援會)過去所做的調查,59名已知的台籍「慰安婦」倖存者當中,大部分的受害人都是遭掮客欺騙,誤以為要到海外食堂工作或是擔任軍中看護婦。身為台灣唯一長期投入「慰安婦」人權運動的民間團體,婦援會對於各界缺乏從女性人權角度,去檢視「慰安婦」制度其實是二戰時期日軍對女性所進行的性剝削和性暴力的罪行,不把焦點放在譴責設計此奴役制度的日本政府,反而過度簡化的以「被迫」或「自願」這樣二分法的動機論來評斷被害人,或是過度偏狹的只以國族主義來論述「慰安婦」議題,婦援會深感遺憾。

二次大戰期間,日本政府以招募、誘騙、強徵等手段,動員殖民地及占領區等國的婦女成為「慰安婦」,受害人數至少20萬人以上。這些婦女在慰安所必須每天提供性服務給20到30名日本士兵,還經常遭受士兵虐待,不僅行動自由被限制,無法返鄉,多數「慰安婦」甚至就此死於異鄉的戰地。「慰安婦」制度被視為違反人道,是一種對女性的性剝削、性暴力與性別壓迫的制度,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早已於1995年就將「慰安婦」定位為「軍事性奴隸」的被害人,然而在台灣,卻仍然陷在她們究竟是「被迫」或「自願」的爭端當中。

婦援會董事長黃淑玲認為,應該從「國族」、「階級」、「性別」三個交織的結構性壓迫,來分析「慰安婦」議題。在韓國,強大的國族主義使得韓國「慰安婦」得到來自不同政黨、民眾一致的支持,形成共同力量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賠償。但在台灣,卻因為有國族認同、統獨之爭的問題,讓台灣的「慰安婦」無法像韓國一樣獲得全面性支持,無論哪一方的立場,都對「慰安婦」受害者造成二度傷害。

另外,如果以近來伊斯蘭國ISIS強行擄走異族女性的罪行為例,所有人都認同這是戰爭時期對女性的性暴力,這些受害婦女就是軍事性奴隸,但大家為何無法理解70年前數以萬計的「慰安婦」同樣也是軍事性奴隸?而且台灣的「慰安婦」受害者多數來自貧困的中下階層,為改善家計不得已前往海外,這就是「階級」差異所造成的壓迫。

去年(2015)是二次大戰結束70周年,如果不是曾經飽受摧殘的「慰安婦」倖存者們勇敢說出這段歷史,20多年來持續追求公理正義,70年前日本政府的罪行就不可能被世人所看見。因此,「慰安婦」倖存者不但是二戰期間女性人權受壓迫的象徵,更是近代女權運動的重要推手,她們以其餘生之力,不屈不撓要求日本政府賠償道歉,就是為了喚醒世人別再重蹈覆轍,防止軍事性奴隸制度再度發生。婦援會認為,有關「慰安婦」的歷史教育,並不是要灌輸下一代國族仇恨,也不該淡化日本政府的戰爭責任,因此,與其加上「被迫」兩字,而讓「慰安婦」議題侷限在「動機論」中打轉,我們更應該從「慰安婦」倖存者對國際女性人權所做出的貢獻為出發點,將課綱當中「婦女被迫做慰安婦」的文字改為「慰安婦與戰爭性奴隸制度」,才能真正反映「慰安婦」制度及戰爭帶給婦女的傷害,並教育下一代對戰爭性暴力犯罪做出適當的反省,讓「慰安婦」的論述與史實可以歸到女性人權的脈絡之中。

面對即將舉行的2016總統大選投票日,婦援會也在此想請教三位總統候選人,當選之後,對於日本政府遲未道歉賠償的態度,會對日本政府採取什麼樣的政策?由於目前全台灣所知的「慰安婦」倖存者僅剩4位,且皆已超過90高齡,保存這段歷史的重要性和急迫性,已是刻不容緩,因此,在「慰安婦」史料保存與幫助台灣下一代了解這段歷史的教育工作上,三位總統候選人又是否願意提出具體的政見與做法,並承諾當選後將徹底實現?

(作者為婦女救援基金會新聞連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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