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綠紅／從《致命廚娘：不要叫我傷寒瑪麗》反思COVID-19疫情下的病毒恐懼
by 林綠紅
僅剩1個月餘將告別2020， COVID-19疫情又有升高的趨勢，而疫苗、治療藥物仍在世人殷殷期盼當中。
誰是瑪麗．馬龍？
人類對抗傳染病的歷史，有時人類很快找到解方，也有時病毒戰勝人類太快以致自我滅絕，但這次的疫情卻讓人難以樂觀以對。然不幸中的大幸是，這次當代的醫療、公共衛生讓我們很快就多少掌握傳染途徑，雖無法治療，但少了猜測與恐慌。人類有這樣醫療技術，並不是很久以前的事。《致命廚娘：不要叫我傷寒瑪麗》（以下簡稱「致命廚娘」）一書，寫的就是20世紀初，人類對傳染病尚未理解時，一位傷寒桿菌的健康帶原者瑪麗．馬龍一生的際遇。
瑪麗．馬龍是誰？如果說「傷寒瑪麗」，也許認識她的人會更多。1906年她被介紹到美國紐約長島的一戶人家中擔任廚子，37歲的她未婚，沒有家人和孩子，身體健康，從沒請過一天病假，推薦人對她讚譽有嘉。而這家人對瑪麗的經歷十分滿意，瑪麗也因此為自己爭取了不錯的薪水。
在這個家庭工作3個星期之後，這家的八歲女兒傷寒確診，隨後又有五個人感染傷寒。那時，傷寒還沒有疫苗可茲預防，也沒有治療的藥物，死亡率頗高。對於傷寒的傳染途徑多認為是飲用水遭到污染，這家人也不例外，他們儘速搬離了這個夏日渡假的房舍，瑪麗也因此失業了。在此同時，初萌芽的流行病調查介入了，在排除了飲用水污染之後，將矛頭指向這位新廚娘瑪麗。瑪麗．馬龍從此開始了與傳染病防治公權力、醫療體系拼搏的一生，但也是屢戰屢敗，不斷被追捕，終至被隔離抑鬱以終的一生。
健康帶原者的性別偏見
作為健康帶原者，瑪麗自己未感染傷寒，而當時的科學或醫療亦無法回答為何沒有生病卻會傳染的問題。再者，這其中亦包含了階級與性別議題在其中。一個移民、單身、靠一技之長養活自己，缺乏男性保護者，且欠缺社會資源的女人，在當時是邊緣少數，同時也是最好的代罪羔羊。
對照閱讀安．勒維琳．巴斯托（Anne Llewellyn Barstow）的《獵．殺．女巫》，瑪麗與中世紀的女巫在形象上有驚人的相似，只是獵殺她們的，前者披著科學外衣，後者則是宗教外衣。Barstow在《獵．殺．女巫》對16世紀獵巫熱的分析，被害者半數以上是女性，被指控的女性往往弱勢、貧窮，直言不諱、性情獨立的中老年女人（獵．殺．女巫，頁41-53）。就如「致命廚娘」一書提到，依當時的媒體報導，另有一位被稱為「傷寒約翰」男性健康帶原者，是紐約州當地人，地方衛生局表示只要找到合適的寄宿地點可為他提供治療（致命廚娘，頁170），與瑪麗所受的待遇天差地別，瑪麗不僅被隔離於孤島，且個人資料、全名都被披露於媒體上。這其中的差異，也令人揣想，如果瑪麗．馬龍不是女人，還會有「傷寒瑪麗」？
也許有人會說，為了公眾健康，公權力對瑪麗的追捕或隔離也是不得不的作為。就如同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各國的隔離措施。限制自由、限制職業範圍、要求某些醫療處置，在傳染病控制的前提下，有其必要。但重點就是「必要性」是什麼？「致命廚娘」一書提到瑪麗被要求服用實驗中的藥物、被拘禁隔離在孤島、動用警力被強迫的採檢體、身份未被保密等等。以現在的眼光來看，這一切簡直匪夷所思。但仔細想想，真的有那麼匪夷所思嗎？傳染病帶來的社會恐懼，常會讓罹患疾病或類似瑪麗一樣的帶原者遭到排除的對待，20世紀初這樣的作法與現在某些疾病患者在社區被投以異樣眼光、驅趕或歧視，本質上似乎並無不同。
同理對待為公共健康犧牲的罹病者
也許「致命廚娘」一書更讓我們反省，是否在人性對未知傳染病的直覺反應之下，更文明的作法應該是節制人性的直覺反應？亦即，對於傳染病的帶原者或感染者如何公平的對待。為公共健康，限制再所難免，但被限制的人應該被尊重、理解與溫柔對待。並且，這些限制亦不能被視為理所當然，而是為社會所做的犧牲。說到底，其實也就是今年討論最多的疫情期間的人權議題。
1938年68歲的瑪麗．馬龍過完悲苦的一生，人生最後的平靜歲月總算交了朋友，她的朋友說：「瑪麗的遭遇實在很不幸，又不是她的錯。她沒有在食物裡下毒，只不過是放了一點病毒。」（致命廚娘，頁194），這份同理對待，應該是面對傳染病最重要的態度。
作者蘇珊．坎貝爾．芭托蕾蒂（Susan Campbell Bartoletti）在本書末說道：「反覆思考已知的全面事實，我可以肯定一件事：生命正如瑪麗所說的無常。不論是從社會或個人立場而言，我們都必須保護大眾不受疾病感染，但同時我們也必須以人道而理智的方式，帶著同理心去看待那些罹病者。我們必須保持理性，不被盲目的恐懼掌握。」（致命廚娘，頁208）在新興傳染病頻繁出現的現在，這段話讀起來特別有意義。
了解綠紅更多的斜槓閱讀
熄燈不是終點 阿嬤家新館搬遷募資開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