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高等教育現場觀察與反思

by 黃淑怡

歷經4年7個月，在今年（2015）的7月10日假本校的學術研究大樓，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完成了歷時全長45分鐘的博士學位答辯。領受畢業證書時，回首來時路百感交集，千言萬語梗在喉嚨。沈澱一個多月後，我決定將紊亂的思緒條理化與讀者分享。本文耙梳對於荷蘭的高等教育（以下簡稱荷蘭高教）有許多第一手觀察，親身經驗著重在博士班學程與高教勞動現場的描述上。

荷蘭的高教體系，長久以來一直維持著被少數學術與政治菁英壟斷，由上而下的威權式管理模式。90年代中期，當時的傾右政府，以「趕上落後英國10年的高教水準」為口號，高舉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大旗，緊鑼密鼓對於國內所有國立大學進行多項「量身定做，發展特色」的改造工程。 「撙節開支與擴大招生」成為各校最高指導方針（註一）。這十年轉型過程中，荷蘭高教市場化、績效主義化、白人男性權力中心化的速度之快，對教師的勞動權益與學生的受教權造成許多負面影響。根據這4年7個月的參與式觀察，感觸最深的一點在於高教勞動條件與學生受教權惡化 。

高教勞動條件與學生受教權益，我個人以為，這是相互影響一體兩面之事。當高教勞動條件惡化，學生的受教權益當然打折。尤其在荷蘭的高教體系中，博士候選人是一領有固定月薪的工作納稅義務人，所以在身分別上不是博士「學生」。然而不可避免的，指導教授與候選人之間存在必然的雙重關係，一是雇主／職員，二是師與生。筆者屬於自帶獎學金的博士候選人，並無坐班時間教課與指導碩士生或大學生的工作要求。我想舉個例子來說明人文社會科學博士候選人的工作現況。

筆者的同事為領大學固定薪水的博士候選人，聘任合約為期四年隸屬本校的社會科學院，依正常情況下，若跟著指導教授一起發表論文以每年一篇的速度，4年半到5年半就能拿到學位，然而這位社科博士候選人卻足足花了7年才拿到博士學位。怎會如此？與我在2012-2015這三年間和她交流以來，她個人認為最大的問題在於勞動合約的模糊條款。首先，合約中並未載明每星期的工作時數，教授們在大學撙節政策的影響下，在國內必須以申請荷蘭皇家科學委員會（類似臺灣國科會）的計畫案來爭取未來四年的研究經費；比較有國際連結能力的教授則會對外尋求研究夥伴，例如跨歐陸找志同道合的學者們申請歐盟的研究計畫，但此工作況日費時。教授們為研究計畫疲於奔命，許多教學成為與旗下博士候選人的協同教學，一門課教授真正親自上課的時數只有8小時。指導研究生論文也成為博士候選人的工作，師生比高達1:15-1:20（註二）。該博士候選人除了協同上課、指導學生之外，尚須幫教授蒐集研究相關資料、撰寫論文草稿甚至要籌辦大型研討會，小型工作坊，每天扣掉睡眠時間與工作時間，要專心寫自己的博士論文幾乎不可能。

這並非僅是高教體系單一個案，根據Luyten（2011）等人的研究，光是荷蘭小、中、高中勞動者的時數一學期約930小時，遠遠超過OECD國家的平均值798小時（註三），造成高工作時數的現象，最終原因還是撙節政策與學術體系企業化管理的影響，從教師助理的大幅刪減，人文社會科學以研究產出和經營盈虧論補助、教師聘用與系所存廢。至於該系所是否為稀有獨立系所，對人類知識論做出特殊貢獻與否則不在校方管理階層的考慮範圍之內。例如筆者2011年進入烏特列支大學不到半年，就收到一份名為搶救葡萄牙文系的請願書，原來是本校高層以葡萄牙文已日漸式微且嚴重虧損為由，將於2014年由下到上（從大學部到博士班）連根拔除。超過兩千人以上向學校陳情，很可惜這西歐唯一碩果僅存具百年以上的葡萄牙文系在高教市場化無情管理的風潮下，仍舊逃不過被砍所廢系的命運，教職員皆悉數失業。

另一個以撙節為名的高教亂象，出現在高教管理階層任意調整工作契約，遊走法律邊緣。依照荷蘭勞動相關法律，勞工若與同一個雇主簽訂定期約聘勞動契約續約滿兩次，第三次的合約則為永久契約。可是許多荷蘭大學的做法是，當該約聘雇教師的合約已滿兩次，第三次不是將其解雇，不然就是巧妙地將其調離該單位到別的實驗室或別的相關科系任教。如此一來既無違法之虞，又替學校省錢，還可以隨時依該系所的財務狀況做適時的人力調整。大部分又以外籍、無法用荷語授課的年輕老師為主。

友人戲稱，荷蘭大學的做法就是，當荷蘭教育部高舉國際化授課就開放外籍教師名額；一道撙節金牌命令下達時，就輕鬆解聘外籍教師或鼓勵已屆退休的教授們儘速接受優退條件。我曾聽許多名碩士生和博士生抱怨，他／她們當初就是衝著某位老師的盛名選擇本校，但繳了學費真正開始修課才發現該名教授已退休，然而系所的網頁仍將她當成招牌繼續招攬學生，只因她仍繼續指導博士論文卻不再開課。該系所亦無聘請相關專長的教師，學生上不到有興趣的議題，受教品質與權益大打折扣。在高教勞動環境與學生受教權持續惡化下，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教職員與學生先後兩次共同發起占領學校運動（註四）。

臺灣近年來為「順應國際潮流」也開始進行大學改造，以新自由主義的企業化管理模式來治理高教體系。希冀這篇第一手觀察能給讀者們一個借鏡，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大業，荷蘭高教新自由主義化已十年，這樣的走向，這般教育環境和勞動條件真的是我們想走的路嗎？如果不樂見大學教學賣場化與教師學術生產工廠化的景況，也請您共同關心臺灣的高教發展。您可透過加入「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部落格或臉書粉絲團持續關注。

（作者為荷蘭烏特列支大學性別研究博士）

註一： Maassen, Peter A. M. & Van Vught, Frans. 1989. Dutch Higher Education in Transition: Policy-issues i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Netherlands. Lemma.
註二：據戴伯芬（2015）研究，2010年OECD所公佈的資料顯示，荷蘭高教的師生比為14:9，然而實際狀況比統計數據高許多。請參照根據戴伯芬、林宗弘等著（2015），《高教崩壞：市場化、官僚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群學。
註三： Luyten, Hans., Scheerens, Jaap. & Van Ravens, Jan. 2011. Perspectives on Educational Quality: Illustrative Outcomes o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ing in the Netherlands.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註四：關於占領阿姆斯特丹大學運動聲明請見：Neoliberal academia vs. the super-diverse society或Why we occupy: Dutch universities at the crossroads

關版謝誌

衷心感謝這四年多來默默支持我的各方讀者們，這小小專欄不走八卦、遊記、獵奇風，出刊日期往往因為我的研究進度與畢業壓力而定。專欄文章議題不時沈重嚴肅，我也很感謝讀者們熱情但理性的討論及回應。這讓我對於網路公共知識的傳播更深具信心。關版不是別去，而是想要走出荷蘭邁向世界，10月起，我將繼續秉持「他／她山之石可以攻錯」的信念，定期為讀者介紹發生在世界各地與性別相關的時事議題，敬請期待淑怡的全新網氏專欄「性別眼觀天下」，也感謝各方先進對於文章內容的不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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