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紅玉／從 Hijab、口罩談服飾文化的社會意義
by 梁紅玉
前言：為抗議塔利班政權對女性權利的嚴厲限制，阿富汗女性日前走上街頭，向執政當局要求教育與工作的權利。對此，阿富汗最高領導人，也就是塔利班領袖艾昆薩達（Hibatullah Akhundzada）重申，女性應該待在家裡，同時強調，如果女性要外出，在公共場合必須穿著覆蓋臉部和全身的罩袍[1]。
COVID-19 病毒肆虐全球後，對於台灣人而言，口罩成為個人服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天我想從 Hijab 出發，聊聊服裝文化所承載的社會意義。
作家張愛玲曾說，人，住在衣服裡，選擇穿什麼衣服，就代表我們想要成為怎樣的人；《透視服裝》（Seeing Through Clothes）一書的作者哈蘭德（Ann Hollander）也提過類似的觀點，說明人們會參考「主流圖像的審美模式」去裝扮自己；流行服飾研究則認為「穿著」其實隱含了「深奧的社會互動理論」，換句話說，服裝除了保暖遮體的物質性功能外，更具有文化溝通上的意義。
拙作《蓋頭掀不掀？台灣穆斯林女子的策略與認同》書中，就曾以伊斯蘭的 hijab（阿拉伯文的音譯，在台灣翻譯作頭巾、俗稱蓋頭；中國大陸則直譯為黑加布，原是指禁露頭髮、身體的遮蓋物，後來泛指穆斯林婦女的整體性穿著，穆斯林是指信仰伊斯蘭的人）為例，約略談到了服裝生成的一些有趣現象。
Hijab 的形式與起源
在伊斯蘭的文化意象中，hijab 被視為「識別穆斯林身份」的顯著符號，但從生態學角度來說，遊牧民族面對溫差極大的沙漠氣候，頭巾長袍可以遮陽、阻擋風沙外亦能避寒；寬鬆的衣物也較為通風；頭巾更兼具綑綁、包紮與充當禮拜毯等實際的作用，因此穿著hijab 時，多半會「強調長度與寬度」，但不含面紗，只要將頭髮、耳朵及頸子遮住，露出臉和手即可。
然因為「不同國家地區對 hijab 的理解不盡相同」，使得這款裝束出現了很大的差異，其中較引人爭議的款式，像是頭巾外再加面罩、只能露出一雙眼睛的尼卡布（Niqab）；或是被西方媒體形容「頂著帳篷走路」、最為嚴實的一款女性服裝布卡（Burk），至於台灣穆斯林婦女常以混搭的方式因應，也就是平日穿著寬鬆的褲裝或長裙等衣著，禮拜時再外加長袖上衣、頭巾。
若再探狹義的頭巾（面紗），便知此一裝扮並非始於伊斯蘭，而首見於古埃及期間（西元前 1186 至 1155 年），當時的婦女會在「公共場合使用頭巾」，至於最常被引用的資料，則為波斯帝國時期，婦女之所以戴上面紗，主要是用來區隔「貴族婦女與奴隸或不貞潔的婦女」；亞述帝國也會嚴懲偷戴面紗的女奴或性工作者。此外，天主教鼓勵女性教友，面見教宗時戴面紗以示尊重；聖母瑪利亞聖像亦穿戴著面紗；希臘時期的蒙面習俗則隱含著「性純潔」的想像，至於以保護為名、阻絕陌生男子邪念目光的說法，更被認為是女人「去性化」之後才得以顯示聖潔的一種傳統觀點。但以此對照《古蘭經》原文，hijab 最早只是以「帷幕」或「屏障」等字義出現，似乎與服裝沒有直接的關係。
服裝承載的社會意義
hijab 何以成為「女性的伊斯蘭認同」，進而被視為伊斯蘭命定的服裝？簡單來說，由於穆斯林應具備「謙遜、虔誠的宗教美德」；期待「女性的美是以信仰為中心」，且伊斯蘭「將身體與情慾視為個人私密，不應受到公然觀看」的文化處境，除說明其衣著特色何以「遮掩為尚」，也呈現出有別於西方觀點的身體美學，更因為層層包覆的穿著有利於沙漠極端氣候；同時可改變婦女的地位，因而使得服裝和社會道德作了有效連結。
西方社會學者伊里亞斯（Norbert Elias）在談論「文明的身體」時就曾指出，文明演進過程中，由於「身體的功能越來越私密」，所以可將身體「區隔開來的禮貌、行為舉止」，會被視為「價值與身份的標誌」，如同中國古代貴婦為避免受人窺視，轎前需放下垂簾，其作用是一樣的，也就不難理解 hijab 不僅是一種裝扮，更於歷史長河中，承載了多重的意義。
然而，也有學者提醒：當 hijab 一旦成為文化或政治動員工具時，能否再保有彈性空間？值得進一步觀察，卻也暗自慶幸自己「好加在，生於台灣」。至於拙作從服裝演進，再探 hijab 於台灣脈絡下的不同美學觀和社會處境，似已越出了本文範疇，暫且不論，但走筆至此，想到口罩若成為日常服裝的一部分，或也具有某種論述與象徵意義吧！只是現階段，「口罩掀不掀」恐怕還不宜討論。
[1]新聞：阿富汗婦女喀布爾抗議 要求教育和工作權
（作者任職於廣播媒體多年，主跑藝文線。曾任性平專案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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