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紅玉／窮劇場裡再談《母親》
by 梁紅玉
戲劇之於生活，是怎樣的一種存在？有人期待舞台上的哈哈一笑，能解現實裡的煩憂；但也有人抱持社會學觀點，嘗試透過劇場創作、釐清許多「看似合理現象的不合理之處」。
2023年初始，一齣由「窮劇場」與王墨林導演合作的《母親》，創作概念雖來自「一切神話，莫非由母系而啟」，卻並非再現傳統社會當中的「母性」樣貌，而是延續王導演長年關注的父權、家國體制，不論是早年的《再見，母親》或挪用希臘悲劇的《安蒂岡妮》以及《脫北者》、《雙姝怨》等所謂「亞洲冷戰三部曲」系列；甚或是其後參與共製的《母親・李爾王》，有關「母系的傳承、女性的暴力與女性的反抗力量」，才是劇中反覆探問的主題。
經典的再挪用
就先聊聊幾齣被挪用的文本，雖然《安蒂岡妮》的故事，一般多偏重不畏強權、為兄長收屍的安蒂岡妮，但導演卻著墨倒行逆施的暴政，且輔以「報告劇」的形式，側面陳述台灣白色恐怖、韓國光州事件（年輕男子自焚抗議，也正是《再見，母親》的內容）以及中國大陸的六四天安門事件，進而讓我們感受那些「帶著亡者的抗爭力量與記憶、活在人間的母親們」的心境。
至於未在台灣上演、由台韓共製的《脫北者 The North Defectors》，除了細數「二戰中消失的左翼歷史」外，更有「脫北者」充滿血淚的艱辛歷程（女性多循著與中國人結婚、再輾轉到南韓的模式），而有幸到達南韓者，尚需面臨社會的歧視與高度資本主義剝削，一如知名影集《魷魚遊戲》裡的殘酷競爭，女性脫北者經常是弱勢中的弱勢。
至於改編美國劇作家莉蓮．海爾曼（Lillian Hellman）同名劇作的《雙姝怨》，2019年的劇場版，不但將文本中因學生謊言、引發同性戀疑雲的女教師角色，改換為歷史夾縫中的灣生「芳子」與台灣女性「春子」，同樣都面對著情感的試煉，但加入「報告者」角色的劇場創作，卻讓我們看到「大歷史中流動的愛」，不只包括性別，還夾雜著政治信仰上的某種「轉向」與背叛。
而脫胎自莎士比亞悲劇的《母親・李爾王》，之所以增添原劇中不曾出現的母親一角，是因為「無論怎樣的一個人，都是被母親所生下來的」，同時也暗諷李爾王「不肯放手」的某種蠻橫姿態，顯然和孩子耍賴一樣，何況掌權者動輒以「誰最愛我」來分配政治資源，肯定是災難一場。
有關《母親》這齣戲
再看《母親》一劇，除以精神分析處理母女間某種微妙關係外，也透過非敘事性的情節符號，任人解讀。在此，就不能不提日本已故作家佐野洋子，她曾於暮年時分，寫下自身與失智母親間愛恨關係的《靜子》一書，當時書中所描述的「憎恨母親的自己」與「母親的強勢作為」等角度，亦不時浮動在《母親》的創作中，成為揮不去的噩夢和隱喻。
劇中母親，是一位「嫁」來台灣的日本女性，在日本戰敗後、獨留台灣撫養女兒，以至於親情間存在著「相愛又相殺」的複雜情愫；更特別的是，由男演員來擔綱母親一角，或有「母性的強勢作為中、存有男性凝視」的設定；但也不排除「戰爭動員下、女人作為國家的生產工具」與「殖民與被殖民者身份」的多重辯證，身為女性的孤獨、性格上的扭曲，恐怕其來有自。
舞台一幕，滿地盡是血染的衛生紙，作為女兒的演員、撿拾紙片作成一朵朵血花，且將年老失智的母親裝扮成一位新嫁娘，一方面象徵母女間的血脈相連；另方面，亦可能置放於「遠古女性生育的神話史觀」下，強調女人停經後的某種失落，甚或被解讀成黯黑的「弒母場景」，也無不可。
然而，如此這般地去爬梳「母親」，有人以為太過無趣，但「窮劇場」用戲劇「窮究本源之心」，想來曾有過這樣的探問：此生寧作一隻快樂的豬，還是當一個痛苦的蘇格拉底？這，或許也是我的自問吧！
（作者任職於廣播媒體多年，主跑藝文線。曾任性平專案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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